孙中山思想概论(孙中山追求国家统一的理念和努力是宝贵政治遗产)

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它的伟大功绩，但它也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中国丢失了外蒙古（156.65万平方公里）和唐努乌梁海地区（17万平方公里）共约17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外蒙古借机在沙皇俄国支持下宣布“独立”，1915年《中俄蒙协约》签订后外蒙古在沙俄卵翼下实行“自治”。1919年11月，北洋将军徐树铮率军迫使外蒙古无条件撤销自治，回归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1924年11月2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宣布独立，当时的北洋政府并未承认。当时在广州国民政府中的孙中山，尽管在实行联俄政策，但他就此事向鲍罗廷表示了强烈不满，并针对《民国日报》副刊发表赞同外蒙独立言论文章事作出了严厉批示，称“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颁纪律，禁止本党各报之狂妄。”（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02页）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古根据公投结果独立。1953年，台湾当局宣布不再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但1961年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30号决议案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时，当时占据中国席位的台湾当局弃权了。唐努乌梁海地区则先后被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控制，之后一部分被并入苏俄（现俄罗斯联邦），另外一部分则被并入蒙古国库苏古尔省。并入俄罗斯联邦的部分现在是图瓦共和国，属于西伯利亚联邦，首府为克孜勒。在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的《中苏条约》中，中华民国政府也承认俄苏侵占的中国国土唐努乌梁海地区为苏联国土。虽然后来的外交承认和辛亥革命没有关系，但事情确实起源于辛亥革命后一度形成的客观情况。第二个后果就是台海两岸的分治状态，追根溯源，它也是辛亥革命后长期内战造成的。

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前两句话是破，后两句话是立，他试图创新国家稳定统一新模式。尽管辛亥革命本身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但它确实开启了这一历史进程。

孙中山在领导革命、探索建设新的国家制度的时候，作了很多十分深刻的思考。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说：“惟尚有一层最要紧的话，因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割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今日中国，正是万国眈眈虎视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外人断不能瓜分我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325-326页】我国自古改朝换代中，一直存在着反对朝廷的各派势力互不相让的状况，革命力量内部不团结，孙中山将其设定为革命对象之一。遗憾的是，辛亥革命之后，恰恰还是出现了孙中山先生所警诫、所担心的问题，而以和平方式实现中国完全统一，至今仍然是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先烈的未竟遗愿。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按照孙中山的说法是“实在不成一个国家”【《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6页】。孙中山深刻分析当时国家不能统一的原因，提出了实现国家统一的对策，并且身体力行，力促国家统一的实现，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今天看来，孙中山的思想和精神仍然可以成为两岸联系和合作的纽带和桥梁。同时，他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和主张仍然是今天的人们完成祖国统一任务的重要资源，值得充分挖掘和利用。

第一，孙中山认识到，现代中国政治人物必须把推进国家统一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孙中山在他的演说和论著中，多次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论述国家统一的极端重要性。1922年8月17日发表的《孙逸仙宣言》中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29页】追求国家统一，是绵延几千年以政治制度和政治哲学为载体的中华民族独特传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政治运行发展规律，也体现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政治领导人绝不能违背国家利益和人民的愿望。　

第二，孙中山把军阀看作是国家统一的主要阻碍，抓住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根本缺陷。《孙逸仙宣言》指出，要保证国家的和平和福利，只能靠“彻底消灭造成国家一切混乱的主要根源——军阀主义，如不取消督军的军队而代之以工兵，中国将永无宁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28页】军阀，指的是在一国之内以武力控制一些区域并与其他军事政治力量保持对峙状态的军事政治集团。这一名词在古代已经出现，在中国现代以来“军阀”概念通常是指在民国初期以武力为基础的政权领导者，比如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等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虽然不同军事集团支持的政治领导人也会给自己涂上保护民主共和的油彩，但由于各个军事集团都只追求自身利益、不能真正与其他军事集团合作，因而也不能为公众带来形成社会政治稳定的预期。就两岸今天的分治状态来看，仍然是蒋介石时代国民党军队的军阀性质带来的。台湾某些政治力量正在试图推动台湾这块中国区域国土永久脱离中国，建立新的“独立国家”。这样的行为，违背中国传统政治道德规范，不符合现代民主国家理念，更不符合当今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

第三，孙中山把帝国主义看作是军阀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当时（乃至今天）中国不能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原因的深刻揭示。帝国主义为了掠夺中国利益，总是采取扶持某一或某些军阀帮助其夺取全国政权的做法，而一军阀为了打败其他军阀、独占政权通常也以牺牲民族利益来换取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的支持，这是20世纪中国长期无法实现完全统一的根源。直到今天问题仍然如此，美国为其自身利益一直在阻挠台湾问题的解决，并且一直是两岸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之一。

第四，孙中山在政治上善于妥协、不执着于权力地位的观念和作为，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宝贵财富。过去人们认为辛亥革命的缺点是妥协、不彻底，孙中山本人在1924年1月23日《对于中国国民党宣言之说明》中也说过：“前几次革命均因半路上与军阀官僚相妥协、相调和，以致革命成功之后仍不免于失败。……妥协是我们做彻底革命的大错。”【《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5-126页】就辛亥革命来说，妥协也是其问题所在，但事实上，在民主政治之中，妥协应当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也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是民主政治制度中非常重要、必不可少的体制机制。起初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没有失落或不快，而是诚心诚意地接受这一安排，体现了他作为一位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熏陶的现代政治家的新理念、新作为。袁世凯特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孙中山即一心一意办铁路。仅从这一段历史来看孙中山，可以说他是具有现代民主政治家应有的善于妥协的可贵品格的。孙中山晚年到北京，试图以“放弃地盘”【孙中山在《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与汪精卫的谈话》（1925年3月11日）中说：“余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38页）】来实现和平统一，可惜由于他过早逝世，这一重大政治妥协未能完成。

辛亥革命100多年了，两岸分裂分治状态仍然存在，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今天的人们纪念辛亥革命，就应当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以孙中山振兴中华理想和国家统一思想为纽带，推动海内外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共同努力，为最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