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伦敦蒙难
(1/7) 1895年10月30日清晨，孙中山偕陈少白、郑士良三人，乘“广岛丸”号轮船离香港赴日本。船一出口，风浪大作，航行了14天，才到神户。三人登岸后，购得一份日本报纸，见其中有一则题为“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的新闻赫然于目。孙中山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1] 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一词的由来。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反清运动，均沿用“造反”、“起义”、“光复”等词，此后，在兴中会组织内外，在国内外，开始用革命党的名称。孙中山一行三人在神户住了一天，转赴横滨。在船上，三人苦想登岸后到哪里安身呢？人地生疏，又是政治犯的身份，一时满面愁云。孙中山忽然想到1月间，由檀香山赴香港经过横滨时，约他上岸谈话的华商谭有发。于是，他让陈、郑二人在船上等候，自己一人登岸，按地址去找谭。见到谭有发，说明来意，请他协助解决一下栖留的问题。谭有发替他租了一个楼房的单间，孙中山看了也很满意。陈少白、郑士良二人在船上等了好久，孙中山回来说：“房子已租好了。”三人登岸，进到那间楼房里，“心里感到舒服起来，因为到了这里，中国政府已追究不来”。[2]过了两天，谭有发陪孙中山、陈少白到山下町五十三番文经印刷店，会见了华商冯镜如。当天晚上，孙中山邀集了冯紫珊、谭有发、柴达卿、黎炳垣、赵明乐、赵峰琴、温遇贵等十多名华侨，在文经店二楼，研究在横滨发展兴中会的问题，得到了大家的赞成。冯镜如被选为会长，赵明乐为管库，赵峰琴为书记，冯紫珊、谭有发、黎炳垣为干事。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三人，便移居到文经店的二楼里。十几天以后，在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设立兴中会分会所。后来入会的有温芬、郑晓初、陈才、陈和、黄焯之、黎简卿、陈植云，还有冯镜如的儿子13岁的冯懋龙（即冯自由）等多人。每次活动都由小会员冯懋龙向会员传递通知书，秘密集会。过了几天，孙中山和陈少白都剪去发辫，由谭有发为他们两个人各做了一套西装。郑士良因准备回国继续组织力量，暂未改装。孙中山计划与陈少白一同到美洲去活动。但当时美国政府有禁令，不准中国人入境，孙中山假称他是檀香山生人，美领事才给他一人开了护照。陈少白只好留在日本“考察东邦国情”，“而士良则归国收拾余众，布置一切，以谋卷土重来”。[3]伦敦蒙难时，原香港西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