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第二次武装起义

从1896年到1900年，国内政治败坏且每况愈下。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各列强都馋涎三尺，争先恐后地要在中国攫取一块地盘。对此，昏庸的清政府以割地丧权而求苟安。1896年6月，签订《中俄密约》：俄国可以在黑龙江、吉林接造铁路达海参崴；日本如侵犯中国或朝鲜，两国同派水、陆军协同作战，战时俄国兵舰可驶入中国所有口岸。1897年3月，法国迫使清政府声明：不割让海南岛及其对面广东海岸给别国。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又于12月，俄国侵占了旅顺和大连港口。1898年2月，英国强迫清政府作出保证，不将长江流域沿岸各省租押或以其他名义割让给别国。3月，德国强迫清政府订立《胶州湾租借条约》，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同月，清政府又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借条约》，整个东北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4月，日本强迫清政府声明：不得将福建省割让或租借给别国。同月，法国强迫租借广州湾，并迫使清政府声明：两广及云南不得割让给别国。5月，英国强租威海卫。6月，签订《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案》，九龙半岛租与英国。1899年4月，英俄两国避开清政府直接签订有关中国的条约，英国承认长城以北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承认长江流域各省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这时的中国，已成被瓜分的局面。俄国占长城以北，英国占长江流域，德国占山东，法国占云南两广，日本占福建。9月，美国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各国势力范围内美国享有均等贸易机会，同时，要求中国内地全部开放。当时情况正如列宁所说：“欧洲各国政府（而俄国政府几乎是第一个）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他们开始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1]
面对中华民族陷入的严重危机，一些“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拯救祖国危亡。当时，在日本有华侨万余人，“然其风气之固塞，闻革命而生畏者，则与他处华侨无异”。[2]
 孙中山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进行鼓吹反清革命，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3]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改良派逃亡海外，针对革命党的“兴中会”，组织起了“保皇党”，而且“为虎作伥，其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4]
 。因此，“自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但是，“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而同志尚不尽灰心者，盖正朝气初发时代也”。[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