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与保皇党的论战

康有为、梁启超等在1898年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一次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运动，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由于他们思想深处是维护君主制度，后来竟落到“不忧外国之并吞，而深惧革命之内乱”的地步。当打击清王朝的革命派力量发展壮大起来以后，他们竟叫嚣“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1]
 ，倾尽全部力量用来对付革命党。正像孙中山所感受的那样：“为虎作伥，其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保皇派成了反革命力量中的顽固派，成为革命派的死敌。
保皇党主帅康有为和干将梁启超、欧榘甲、徐勤、陈继俨、伍宪子等，分头出动，走遍美洲、南洋各地，他们的活动范围，远远超过兴中会领导革命初期所走过的地方。从1899年到1902年的四年间，他们仅在美洲华侨中募集的款额竟达1500万元以上，[2]
 其手段无所不施，或以“御诏起兵勤王”，或以“清帝钦差”，或以“振兴实业”等名目，进行诓骗。1902年，梁启超到美国，自称受光绪皇帝钦差，来招募统领中国维新军的将官。他先在旧金山招聘了一个退职武官福金卜，并假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封福为中国维新军大元帅。后来，又在洛杉矶招聘了一个在野的军事评论家堪马利，也封为中国维新军大元帅。福金卜得知此讯，大发雷霆，把梁启超给他的“委任状”，先后送到旧金山洪门致公堂的《大同日报》和香港兴中会的《中国日报》刊登出来，[3]
 成为保皇党一时的笑柄。
保皇党在海外的活动极为猖獗，他们积极创办报刊，进行反革命宣传。在横滨有《新民丛报》，在檀香山有《新中国报》，在新加坡有《天南新报》，在加拿大有《日新报》，在旧金山有《文兴报》，在纽约有《维新报》，在澳门有《东华新报》，在香港有《商报》，其阵势远非兴中会所能比拟。他们针对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发表各种谬论，宣扬保皇立宪，歌颂清帝的“圣明”。
从1902年2月至7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篇累牍发表了长达10万多言的《新民说》[4]
 ，提出所谓“新民即提高人民思想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主张。他认为：“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企图扭转人民对清王朝的斗争矛头。他胡言新法之行不通，是由于“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和“无权力思想”。他说：“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政府之于人民犹寒暑表之于空气也”，“国民之文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