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王羲之的简介(王羲之何以成为权威？看完就懂了)

历史上，现实中，有形形色色的权威：世袭罔替的，时势造就的，人为制造的。以权力为凭借的权威，其地位与生命相伴，“人一走茶就凉”，只管得了生前，比如“威加海内”的秦始皇。长效的权威，往往是思想家，比如孔子，生前蹭蹬坎坷，身后位望隆盛，他的那些思想和主张统治人心两千年，即使帝王也要借他收治天下的人心，诱逼人们代代顶礼膜拜。所谓“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毛泽东《讲堂录》）。如果说书坛上也有一位如孔子这样盛而不衰的权威，那就是王羲之。

王羲之生活在公元4世纪，确切的生卒年，是303年至361年。他出身士族高门，一生做的事，说来也很简单，读书、做官、旅游、写字、画画。对做官，他的兴趣不大。起家官是清贵之职的秘书郎，东晋时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出任。后来被征西将军庾亮召到武昌（今湖北鄂州市）做幕府参军、长史。《远宦帖》这件尺牍中，王羲之还提到当年共事的“武昌诸子”。

▲王羲之《远宦帖》

庾亮死后，他出任江州刺史。尔后被征召到京城，任护军将军，是好友殷浩苦劝加“激将法”逼成的。他不想在京城公干，要求外放到宣城郡做地方官，朝廷不同意。后来会稽内史王述去职守丧，就派他到会稽任内史，带“右军将军”军号，所以后人称他“王右军”。王羲之做官没有什么值得称颂的政绩，因为得罪了想结好他的王述，受到王述的戏弄，给他“穿小鞋”，一气之下，挂印而去。王羲之还专门到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做官。

王羲之的人生成就，是他的书法。东晋时，书法成为士大夫展示个人精神风采的重要手段，而名世的书家，多有高门豪族的家世背景，或者顶着名士的徽号。对于王羲之，贵族身份与生俱来，至于名士的声望，似乎得来也不费功夫。十三岁时，他拜谒大名士周顗，宴会上，周顗让他“先啖牛心炙”，表示格外的赏识。从此之后，人们对他另眼看待，成了准名士。待到成年，便是当然的名士，以善辩、骨鲠称。因为是名士，遇事就要表现出不同寻常的举止，比如郗家派人到王家子弟中择婿，同族的兄弟们都作矜持状，只有他“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结果选中了他。也许岳丈郗鉴也懂得名士这一套，虽然王家不报子弟姓名，由行为举止，他能辨出优劣高下。

晋朝的书法家，承袭了汉魏士人高标自赏的作派，当道执政也罢，啸咏山林也罢，都知道恃仗自家门第来自尊，积了厚厚的门户意识和文人相轻的习气。但是，自尊和相轻，不过是活着的书法名家之间摆架子的态势。对于为草书树立典范的汉末张芝，为楷书、行书立法的曹魏钟繇，书家们都是众口一辞地推崇。奉古人为权威，固然是读书培养起来的意识，实际的功用，好像是为各自争做新权威开一扇方便之门，至少也能拿古人作标准来衡量新权威的合法性。

东晋初年，书坛上的权威是王廙。《晋书》说他“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按古代“六艺”的标准衡量，王廙的本领几乎是“全能”。晋明帝为太子时，向他学过画；王羲之年轻时从他讨教书法。其中，有亲缘的关系在，王廙的母亲与晋元帝的母亲是姊妹，他又是王羲之的叔父。王廙称名书坛的时间很短，东晋立国的第五年（322）就故去了，因为附逆王敦的叛乱，招来不少非议。

▲王廙《昨表帖》

权威一死，想接班的大有人在，争来争去，最终要凭书艺定高下，结果王羲之管领风骚，却在王廙去世二十年之后。在群龙无首的二十年间，王羲之最初处于劣势，书法“不胜庾翼、郗愔”，《晋书·王羲之传》有明确的记载。

▲庾翼《故吏从事帖》

▲郗愔《至庆帖》

大概在晋康帝建元二年（344）前后，王羲之书名大盛，学王书的人，从少数演为多数，以至出现朝野争相效法王书的局面。这引起了镇守荆州的征西将军庾翼的不满，大概他想保持自己书法的领先地位，扬言要与王羲之比个高低。时势比人强，虽然庾翼官位比王羲之高，却无法扭转学王字的风气。穆帝永和元年（345）以后，王羲之终于成了东晋书坛的第二代权威。这时，要与王羲之争锋的庾翼已经病亡，郗愔已是王羲之的妻弟。

王羲之能主盟书坛，在于他的书法样式去质尚妍，变古趋新。王羲之并非一直是新妍，从传世的王羲之行书《姨母帖》、章草《豹奴帖》来看，他早年的字是古质的体态。庾翼曾对王羲之的章草格外赞扬，他写信王羲之：“吾昔有伯英（张芝）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王羲之从前人那里学来古法，再作趋时的新妍发挥，到了四十多岁，才写出了独具一格的“新体”。

▲王羲之《姨母帖》

▲王羲之《豹奴帖》

比如写楷书，他用“一搨直下”的笔势化解了钟繇楷书中那种隐含隶意的翻挑之笔，写出的笔画，形直而势曲;又弱化横向的笔画，强调纵向的笔画，从而将钟繇楷书惯用的宽展结构收束得紧凑俊整。王羲之的楷书与钟繇相比，笔画的长短、肥瘦及其比例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向背的呼应态势显示出向字内攒聚的整肃感，纵敛之势成了主导。于是，一种欹侧而整饬的楷书形态在王羲之的笔下完成了。这是大别于钟繇楷书的新样式，从而确立了楷书的新规范、新秩序。

▲钟繇《贺捷表》

▲王羲之《乐毅论》

王羲之的行书、草书，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字态“爽爽有一种风气”，更受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当时的审美时尚，是趋新尚妍，这是王羲之变制“新体”的“精神气候”，也是时人追效王书“新体”且趋之若鹜的背景。

▲王羲之《行穰帖》

有了王书“新体”，曹魏书法的“新”就相形见“旧”了。当时北方的书家还在曹魏名书家钟繇、卫瓘书法的门派里陶醉着，尽管施展才华，翻筋斗，弄技巧，只能是依照陈调旧腔演戏的“优孟衣冠”了。

王书时髦以后，王羲之评说古人的口气也大了起来，似乎不那么崇古了。给友人的信里，他说：“张芝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他还说过：“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晋书·王羲之传》）或许有人以为这不过是自我炫耀的攀比古人罢了。如果细细品味，却是他集钟、张二家之长于一身的自鸣得意，称作是取代旧权威的豪迈宣言也不算夸张。

王羲之“俱变古形”的书法风行之后，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活着的权威，可以与钟、张平分书坛的秋色。这样的风光，东晋书坛第一代权威的王廙就不曾享受。但是，新权威毕竟资历浅，东晋后期就有书家向王羲之的地位挑战，想取而代之。这位书家，却是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

其实，争胜较能是东晋士人的集体性格。王羲之生前与古人争胜，功成名就，身后也免不了成为争胜的目标。最有争胜资格和实力的书家，恐怕只有王献之。献之的书法，比他父亲更为新妍，以“媚趣”称尊，所谓“穷其妍妙”（虞龢《论书表》）；所谓“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知所成”（李嗣真《书品后》）。王献之也自信得很，认为自己的书法比起父亲，“故当胜”，只恨世人不知（《论书表》）。大王与小王之间，在当时的书家眼中，又有古今、质妍的区别。二王书法的区别，实际上仍然是新与更新的关系。王献之成为书坛权威，满意的实现是在他身后。他的门生羊欣、薄绍之等辈都是刘宋时期的名家，因了他们的鼓荡和弘扬，在南朝宋、齐两代，形成了世人但知小王而不复知大王的局面。王献之笼罩书坛长达百年，东晋趋新的时尚也助了他一臂之力。

▲王献之《廿九日帖》

从“钟张”到“二王”，书风演变的大趋势是不断地追求新妍奇巧。这趋新的势头，在梁朝陡然中止，起作用者，是梁武帝。这位饱学之士的皇帝，有好古崇古之癖，对于书法，也是内行，主张返朴归真，以古质为“主旋律”。他告诉当时的书法家，王献之不如王羲之古质，王羲之又不及钟繇古肥。言下之意，值得提倡的是钟繇，其次是王羲之，而王献之太新，新在“今瘦”，他看不上。梁武帝只是一己之见，因其贵为天子，书家当然以帝王之所是为是、所非为非。梁朝的大书法家萧子云最能“参圣旨之奥”，见风使舵，“始变子敬，全法元常”（萧子云《论书启》），成为响应梁武帝学习钟书号召的“积极分子”。所以曹魏以来蒸蒸日上的新妍书风，就此歇息下来。

▲梁武帝《数朝帖》

但是，钟繇的书迹在梁朝已是凤毛麟角，内府收藏的钟书极少。梁武帝也承认，他对钟书“古肥”特点的认定，是以少见的钟书推测的。因此，弘扬钟书是提倡容易实行难，普及尤为不易。而王羲之的传世书作尚多，梁武帝曾令周兴嗣将所集王羲之字按韵编成《千字文》，作识字习字的课本。梁武帝干预书坛的实绩，初衷是提倡钟书，结果却是普及了王羲之的书法，实际上是走了一条不古不今的中间道路。陈、隋之际，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以弘扬右军书为己任，借集王字的《千字文》来推广王书，据说写了八百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佛门为保存普及王书，也助了一臂之力。智永毕生师法王羲之，名声盛大，留下“退笔成冢”、“铁门限”的佳话。世人向他讨去的书法，当然都是一纸纸王羲之风格的字。于是，王羲之书法的香火又旺盛起来。

到了唐朝，太宗李世民又以天家之尊来推崇王羲之。他不仅尊，而且亲，专心摹学，并且公开告诉世人：他写字，心慕手追者，王羲之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他的书法顾问是得到智永亲传的虞世南。虞氏对他的影响和指点，当然是王羲之那一套。公元648年，《晋书》修成，太宗为《王羲之传》写了一篇《传论》，极力肯定王羲之书法的价值，为王羲之加冕。从那以后，王羲之就成了书坛的素王。

▲唐太宗《晋祠铭》

唐朝以来，历朝历代都有大大小小的书法权威，却难看到与王羲之争胜的书家。各路权威，都景从王书，甘愿站到王羲之的偶像下唱诺。墨守成规的书家向他讨生活，自张一帜的书家认他为祖师，肆意表现的书家借他正名分。王羲之在书法技巧、体态、风格上的穷变化、集众美、兼妍质的博大精深，也容纳得下后世书家的折腾。王羲之不断被后人取资、利用，成为主流书风的源头，他的权威地位也愈加不容置疑。即使王羲之的真迹荡然无存的今天，他的“书圣”地位，依然固若金汤。

——本文选自《书法谈丛》（中华书局，2012年）

作者简介：刘涛，1953年生于汉口。1982年初武汉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留校任教。1988年调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任教，2013年退休。1985年以来，从事中国书法史、书法技法的教学和研究。发表论文四十余篇。撰有《书法谈丛》(中华书局)、《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书法鉴赏》(台湾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国书法》(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极简中国书法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字里书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