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起义(三把利剑，助朱元璋劈开帝王之路，实现从布衣到天子的华丽转身)

“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是兼而有之者也。”

清人赵翼这般评价明太祖朱元璋确有一番道理。25岁以前朱元璋的记忆里可能只有饥饿和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为了能活下来，此时的朱重八必不可少地具有盗贼之性，这也是他人生三部曲中的第一步——“盗贼”之旅。

长期磨难使其阅历深厚，掌握了更多的生存技能和处世之道，也为其后面的飞黄腾达、成长为豪杰和圣贤做好了铺垫，盗贼、豪杰、圣贤三性浑然一身，终于成就古之少有的惊天事业，农民坐上了龙椅。

元末的农民起义可谓风起云涌，与刘福通、徐寿辉等相比，朱元璋充其量只是个后起之秀；论文韬武略，聪明智慧，他最多也只处于中上等。然而，这个称王最晚的后生却笑到了最后。

是什么让朱元璋能够在群雄中脱颖而出呢？小编纵观其人生，并进行横向比较，总结出他的成功之道。且让我们从以下几个着重点来看看这个“淮右布衣”的过人之处。

中国古代历史上农民起义层出不穷，能成就大事者鲜，流寇、盗贼之性一直贯穿始终，其队伍更是素质低下、纪律涣散。他们一般都先是“走府过县”抢官府，接着“劫富济贫”打富豪，然后“哨掠四邻”侵扰平民百姓。

朱元璋的义父郭子兴也不例外。初占濠州，为了生存，顾不上财自何来，能抢到就行，纵火烧房，砍杀掳掠，甚至抢夺妇女。这些史实记载有，电视剧中我们更是屡见不鲜。

流氓无产者的习性在革命时期的朱元璋身上却找不到，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投身革命不仅仅是为了“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他需要彻底改变自己25岁前的苦难人生。而这就需要唤起更多和他一样有着痛苦经历的人一起奋斗，需要让老百姓看到这是一支自己的队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朱元璋自带兵开始，军纪是他一直注重的大事。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并用自己为标杆来影响和约束部下。贪图享受，得一时之乐，那不是朱元璋的追求，所以他发达后并没有骄奢腐糜之风，更不会放纵自己，这样他才有资格去教训和引领别人。

“鸟不会投到老鹰盘踞的树林，百兽不会进入网罗密布的地方”“军中无纪律，何以安众？”

在他掌稳兵权后，不掳民妻女，不掠民财产，不乱杀民众，不烧毁房屋，这些清规铁律他都会在每一次战前战后多次重申。北伐灭元时，他还增加不得破坏农具、不得屠杀耕牛的规定；和张士诚大战时，更是强调不许挖敌祖坟，特别是张士诚母亲之墓。

鄱阳湖大战，进展不顺的陈友谅心烦气躁，对俘虏大开杀戒；而朱元璋却严禁虐待俘虏，伤的治，好的发路费释放。

这既是朱元璋人性一面的体现，也是他善于攻心、懂得人心向背之政治谋略的体现。治军严，对民爱，这不仅让他的队伍不断扩大，队伍素质和战斗能力不断加强，且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军心和民心兼得。

朱元璋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若人和，难怪毛泽东对其军事才能也是盛赞有加，“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朱元璋一个穷苦放牛娃出身，小时候不谈读书，能有口吃的保得性命就很不错了。没读书，但他明白“知识就是力量”的道理，这一点他深有体会，而且他的患难发妻马秀英的身上就常常释放出知识的光芒和能量。

朱元璋绝不愿意当一个草莽英雄，也不愿成为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战神。他想要成就的事业必须要有一批知识型人才，他自己也必须成长为能文善武的复合型人才。

那些肚子里有货的迂腐秀才在大部分义军领袖那里不但不被看重，往往还会成为冤死鬼。在朱元璋这里却变成了座上客、幕后宾，变成了辅佐其不断走向成功和胜利的助推器。他们为朱元璋献计献策，朱元璋得空向他们讨教学习。

“用英雄，有如饥渴”“留帷幄，预机密谋议”

就这样朱元璋前方有了一帮忠诚勇猛的战将，帐内和幕后有了一批谋士、高参，有了得力的智囊团，建立了雄厚的智力资源库，大大地提高了朱元璋的战略水平。

“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朱元璋称赞其为“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其气刚正，其才宏博。”

朱元璋干掉陈友谅和张士诚这两个劲敌，军师刘伯温功不可没，刘伯温不仅是他成功路上的得力助手，即便是朱元璋打下大明江山后，很多治国思想、策略包括一些顶层设计依然是出自刘伯温之手。

“枫林先生”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建议，让朱元璋能够韬光养晦，闷声发财；攻打徽州、鹜州、处州以及与陈友谅、张士诚的多次交战，朱升的谋略也让朱元璋十分受用。毛泽东也称赞朱升“九字国策定江山”，足可见这个谋士对朱元璋是多么重要。

这样的人才对于朱元璋而言，从不匮乏，比肩萧何的李善长，浙东四先生之叶琛、宋濂……，再加上徐达、常遇春、汤和、邓愈等一帮铁血战将，朱元璋可谓是人才济济，众望所归。

朱元璋无论是军事才能还是文化水平都是在不断地实践和学习中得到提升的，这也是其他起义军领袖身上难得一见的精神和品质。他不但爱才，而且能够向他们学习和自我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真的是很难得。无论军机多么繁忙，朱元璋都会抽时间看书或者是和刘伯温、宋濂他们谈经说史。

一个“淮右布衣”，后来不仅略晓儒家经义，熟悉古代兵法战史，还能作诗、写文章，平生第一首诗就充满文者之豪、王者之气。

《不惹庵示僧》“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汉，只凭哓哓问姓名。”

汤和、徐达都是朱元璋的发小，打小一起玩泥巴、放牛的好伙伴，他们的革命资历都比朱元璋早，而且还动员过朱元璋投身革命，换个活法。但朱元璋一直都在冷眼旁观，做个苦行僧，静待时机。直到万不得已之时，25岁的朱重八才走进了革命阵营。

这足以看出朱元璋不是个冲动的人，他甚至有些谨慎。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他不是个冒险家，而是一个持重的军事家、政治家。就是这种持重与谨慎，让朱元璋能够步步为营，稳打稳扎，走向最终的胜利。

“建大事者，必勤远略，不急近功，故泰山之高，非篑土可成，江湖之广，由勺水所积，天下之大，岂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兴，皆上察天运，下顺民心，从容待成，曷尝急遽？”

朱元璋正是本着这个思路脚踏实地，毫不高调、有节奏地继续着自己的革命事业。

别人攻城略地，搜刮完钱财后，又奔赴下一个富矿区，到最后似乎哪里都曾是胯下之城，但却都不是自己的容身之地。朱元璋则不同，得一城，便完善建制，将其打造成自己的根据地，再由此向四周延展辐射，最终构筑成自己的大明天下。

义父郭子兴死后，功高劳苦的朱元璋理应成为三军统帅，掌控义军，但小明王韩林儿只给了他个三把手的位置。朱元璋并不着急，也不愤懑，而是继续拥戴着名存实亡的小明王，直到时机成熟（或者说利用完韩林儿后）才另张旗鼓。他也因此成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中最后一个称王称帝的人。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是谋士朱升的良策，更是朱元璋本身一贯的思想，因为朱元璋从不急功近利，看重虚名。

“土不可恃广，人不可恃众”,“我自起兵以来，与诸豪杰相角逐，每临小敌，亦如大敌，所以能够致胜”。

不以敌小兵弱而轻之，不因常胜功高而骄之。朱元璋在每一次重大决策时，都会问于刘基、商于部将，集思广益，尽可能地降低出错率。重大战役，他还要亲赴前线。

进攻张士诚时，先“翦其肘翼”,再“捣其腹心”；北上灭元时，已经是兵强马壮、占尽优势的朱元璋，依然否决了常遇春直取元都的战术，坚持“先枝后本”逐步推进的稳重战术。

朱元璋的谨慎实际上就是心思缜密，他用兵持重、不轻敌冒进，乃是一种减少失误的军事策略，这些能够让他的队伍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和精气神，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取得胜利，能够让他成为最晚称王，却唯一一个笑到最后的元末枭雄。

战争就是一把重锤，一个从小历经艰辛的农民凭着这非同常人的秉性与品质，在一个接一个地战场上经受着锻打，高温高压，千锤百炼，朱元璋终于实现了从布衣到天子的华丽转身。

这种秉性在打江山时能够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也把朱元璋变成了一个有着强大内心、可以承受任何压力和打击的帝王，这让他不再会被感情软化，所以洪武时期的朱元璋肃贪治腐手段之铁、清除异己心肠之狠、顶层设计之周密也有其革命时期的影子，只不过环境、形势和地位不同，故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