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教案(钱学森传奇:35岁终身教授,出入五角大楼,开宗立派)

发布:2022-11-19 02:00:22

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科学家,受到过钱学森这般的礼遇。在神坛上伫立了太久,我们往往会忘记,他也曾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有着属于自己的麻烦和困惑。

本文从烟海中重新整理了钱学森赴美求学,教书时候的爱恨情仇。努力还原一段读来欲罢不能,自然真实,回味悠远的往事。」

1938年,在加州从事研究的钱学森

MIT的求学之路

1935年8月的一个傍晚,三个月后将满24岁的钱学森,与一群庚子赔款奖学金的留学生,在上海登上「杰克逊总统号」邮轮,赴美求学。

1935年在邮轮上的钱学森

钱学森没有料到,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光,竟会如此短暂而不愉快。虽然他在这里的学习成绩,一贯的优异。

他曾经选过一门课,考试时,教授出的考题非常之难,绝大多数人都没能及格。学生们经过一番讨论后,决定向这位教授提出抗议。「当他们来到这位教授的办公室前时,忽然发现,钱学森的考卷正贴在门上。

钢笔写就的试卷工工整整,没有一点错误,也没有一丝橡皮擦拭,或涂改的痕迹。于是,再没人向教授抗议了。」

但是,MIT所重视的除了考试和开创新理论,还有动手实践的能力。而在这一点上,他就全然无助了。

钱学森在MIT结交到了一位密友,威廉•桑斯特。两人经常一起,在桑斯特租住的一对苏格兰退休夫妇的家中,搭伙吃饭,这里的伙食,比起学生食堂里的千篇一律,不知要好多少倍。

吃完晚饭,桑斯特会在钢琴上弹奏几曲,而钱学森以次中音号在旁伴奏。「当钱学森吹得高兴时,他会微微一笑。」

有一天,在实验车间里,钱学森满面忧愁地走到桑斯特的工作台前,向他请教,如何将防火墙后的燃料罐,与防火墙前面的发动机连接起来。

桑斯特几乎难以置信。在防火墙上钻个小洞,用铜管把燃料罐和发动机一接,不就完事了吗?桑斯特这样对钱学森说,他认为这个问题「相当愚蠢」。

但是,「看起来,钱很难接受,可以在防火墙上钻孔这样的事实」。

或许在他的想法中,破坏防火设备的完整性,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是在钱学森成长的环境中,像这样的体力劳动,被认为应该是仆佣们才干的事。不管对动手操作是鄙视还是全然的不熟悉,很明显,实验室操作令钱学森心生畏惧,而在车间工作,则令他疲惫万分。

更糟的事情还在后面。1936 年夏天,钱学森与机械工程系二年级硕士研究生 W.H. 彼得斯合作,开展对湍流边界层的研究工作。钱学森和彼得斯此前未能预料到的一个问题是,仪器自震产生的严重摇晃。

钱学森需要空气平缓地以平行方向流过钢板,但风扇的呼啸,和风洞的形状却令仪器剧烈震动,甚至原地打转。

风洞测试区的压力起伏不定,每一天,从早上 8 点到晚上 10 点,钱学森都在绞尽脑汁,设法令气流平顺下来。然而,所有尝试都没有收到成效。 「我们没有获得任何有意义的结果,」彼得斯回忆道。他后来放弃了自己的研究生论文,「气流扰动的问题,把一切都毁了。」钱学森的结论与彼得斯并无二致。

在长达 36 页的公式和图表之后,钱学森附上了风洞的照片,并写道:「从现有风洞获得的结果,因设备问题相当受限……除非作出相应的更改,否则现有的风洞,无法得出任何确定性的结论。」

如果说这件事令钱学森深感失望的话,至少他掩饰得很好。在他的搭档的记忆中,钱学森是个「害羞的好人」,寡言少语但却能与人合作愉快。

钱学森是如此的沉默,以至于彼得斯对于他打算离开MIT这件事,一点都不知情。

离开麻省理工学院

关于钱学森为什么在MIT仅仅待了一年就离开,历来猜测纷纷。可以确定的是,他在MIT的日子相当孤独。

一位教师回忆道,钱学森在系里几乎「不存在」。天性羞涩而不善交流,再加上蹩脚的英语,令他的同学很难理解他在说些什么。钱学森把自己封闭了起来,转为向他的终所爱和最好的朋友—古典音乐—寻求慰藉。

1935 年到 1936 年间,波士顿交响乐团在科索维茨基的指挥下,一共举行了20 场演出,钱学森场场不落。「这是我唯一的娱乐方式。」他后来回忆道。

无论是在性格上,还是在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上,钱学森与MIT都大相径庭。钱学森想要的是一种理论式的教育,而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工程系则以培养具有实际动手能力、一毕业就能投入生产的工程师为傲。

钱学森在中国的图书馆中长大。他的大多数美国同学则在家庭式实验室中成长,在谷仓、地下室和车库里整日摆弄汽车零配件、脚踏车、无线电和飞机模型。钱学森曾经对朋友说,美国人「一生下来手里就拿着活动扳手」。

他一度希望师从MIT的一位伟大的数学科学家,但他的教授们按照校友鲍勃•萨默斯的话来说:「与其说是科学家,倒不如说是探险家。」

一位科学史评论家这样写道:「他们心目中的科学家是像爱迪生那样的,而不是像爱因斯坦那样的。」

钱学森在MIT的硕士毕业证书

不管怎样,当钱学森离开麻省理工学院时,他的心情一定非常沉重。

如果就此收拾行李返回中国,他的选择将十分有限。一个硕士文凭可以为他谋到一个管理者的职位,但那并不是他想要的。

如果现在回国,意味着,放弃他以专业技术帮助中国抵御外侮的梦想。从个人层面,在研究生课题只完成了一半的情况下就回国,会令钱学森不得不面对父亲和老师失望的目光。更重要的是,他也想为自己找到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会在MIT上未有足够的收获。

当钱学森思索未来时,一些其他的念头,一定也曾在他的脑海中翻来覆去。如果他现在就打道回府,他以前所受的教育,实质上就要就此中断了。

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一个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的类似研究机构。对于像钱学森这样好学的人,这或许是不得不面对的最痛苦的现实。

不管那些拿到庚子赔款奖学金的中国留学生,前往美国学校前,是否考虑过自己在那里可能收获些什么,很清楚的一点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为那种纯粹的学术研究氛围,和大量投入的研究资源所震撼,尤其是在有潜在军事,或工业应用前景的那些学术领域。

「当我们看到美国大学里都有些什么之后,」同样在MIT就读的另一位留美学生如是说,「我们再也不想回国了。」

毋庸置疑,钱学森不可能完全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前思后想的结果,令钱学森只有一条路好走:在美国寻找另外一所愿意录取他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院。与MIT一样拥有类似项目的学校只有位于西海岸、当时还不甚出名的加州理工学院。

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建于1891,面积一个街区。办学理念「小而精,小而美」,要求强调理工结合,培养的学生既是科学家,也是工程师。

更重要的是,在加州理工学院主持航空实验室的西奥多•冯•卡门,以秉承德国式的理论思辨传统而著称。这里强调的是纸和笔,而不是动手实践的经验。

幸运的是,冯•卡门曾经担任过,管理庚子赔款奖学金项目的清华大学的学校顾问。或许冯•卡门会愿意收钱学森为学生呢?钱学森本可以写信,或打电话去探一下口风,但那可不是他的风格。他直接跑到了加州理工学院,与冯•卡门亲自会面。

加州理工学院

这次会面十分短暂,但钱学森给威震江湖的航空学泰斗,冯•卡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多年后,冯•卡门在回忆录中写道:1936 年的一天,钱学森来拜访我,向我征求关于未来研究计划的建议。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会面。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个个头不高、表情严肃的年轻人。

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精准异常。他敏锐深邃的思路,立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建议他来加州理工学院,进一步深造。

有了冯•卡门的允诺作保,钱学森所要做的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的注册登记,熟悉新环境,和寻找住处而已。

加州理工学院只花了 40 年的时间,便从一所设在仓库里的职业学校,转身一变,为世界一流大学,这简直是个奇迹。整个20 世纪30 年代,加州理工学院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著名科学家,并培养出许多科学新秀。

1931 年到 1932 年间,爱因斯坦在这里过冬。他总是骑着脚踏车在学校里穿行,在前往普林斯顿之前,他几乎参加了「每一场午餐会,每一次晚宴,每一个电影放映仪式,每一场婚礼,以及2/3 以 上的离婚仪式」。

数十年之后,钱学森对报社记者说,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一学年,他收集了可能找到的全世界所有与航空学有关的研究资料,系统性地加以阅读。每天花在读文献上的时间,平均超过 10 小时。

在第一学期,他几乎很少与其他学生打交道,因此被当成校园里的一个神秘人物。但是同学们却注意到,在课堂上,钱学森总是能切中要害地,问出最关键的复杂问题,尽管旁人听得一头雾水,授课的老师却非常满意。

钱学森的博闻强记、聪颖好学不仅给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连教授们也略有所闻。冯•卡门这样写道: 记得有一次,物理系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保罗•爱泼斯坦对我说:「你的学生钱学森在上我的课。他非常出色。」

我回答道:「啊,他是不错。」爱泼斯坦眼中略带促狭地对我说,「告诉我,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犹太血统?」

20世界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

钱学森发现,冯•卡门带到加州理工学院的德国式航空学研究方法——严格应用基础的数学和物理法则去解决基本的工程技术难题 ——与他恰好脾胃相投,这使他有如鱼得水之感。

与师尊冯 •卡门

对于钱学森来说,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学习生活的开始,也是通往一个辉煌灿烂的职业生涯的起点。

冯•卡门曾经问学生:「你们的100分标准是什么?」有学生回答:「全部题目都答得准确。」冯•卡门回到:「我的标准跟你们不一样。因为任何一个工程技术问题,根本就没有百分之百准确的答案。要说有,那纸是解决问题和开拓问题的方法。

如果有个学生的试卷对试题分析仔细,重点突出,方法对头,且有自己的创新,但却因个别运算疏忽最后答数错了;而另一个学生的试卷答数正确,但解题方法毫无创造性。那么,我给前者打的分数要比后者高得多」。当然,这是建立在深厚的基础之上的。

这个年轻的中国学者对冯 •卡门敬仰万分,总是称他为「师尊」。冯•卡门知道,这可能是一个中国人对另一个人最恭敬的称呼了。显然,这段师生之情对于冯•卡门来说也非常重要。

在冯•卡门的自传中,钱学森是唯一一个,让他专门辟出一章来写的学生。冯•卡门这样写道: 钱学森与我一道研究了很多数学难题。我发现他想象力非常丰富,不仅有着出众的数学天分,还擅长准确而形象地描述自然现象的物理性质。

虽然不过是一个年轻学生,但在解决一些相当难的问题时,他却帮助我理清了不少思路。这种天赋甚是极其罕见的。钱学森和我成为了密切的工作伙伴。

1938年,钱学森和几位亚裔同事与冯·卡门及其妹妹的合影

钱学森来到Caltech之时,正是冯•卡门和其他一些学者,携手开创理论天体物理学的新纪元的关键时刻。天时地利,令钱学森得以参与到这一创造过程中。

如果说冯•卡门会灵光一现, 看到整个理论的总体框架结构的话,钱学森则负责不厌其烦地用一又一行的公式,对这个结构加以填补,使它最终成立。

尽管冯•卡门只有在有观众在场时才能才思奔涌,钱学森却与生俱来喜爱不受打扰的独自思考。在中国读书的那些年里,在MIT的短暂时光,以及在Caltech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中,钱学森给人们留下的最主要的印象,都是一个自己待着思考问题时,才最快乐自在的学者形象。

1939年6月9日,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戴上了博士帽。摆在他面前的是「讲师—副教授—教授」的执教之路。1940年,他收到清华大学导师王助的来信,希望他回国工作,按照当时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的规定,在美学习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这时,钱学森已在美国呆了五年。虽然钱学森很想回国,但冯•卡门非常欣赏自己的学生,极力挽留一年,并亲自致函王助教授,理由是这样做,更有利于中国的航空事业。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袭珍珠港,美对日宣战。

战争就像兴奋剂,深深刺激并加速了美国制造原子弹和火箭的计划。「一般的火炮打原子弹,氢弹打不远,有了火箭发射,想打哪里,哪儿就完了。」钱学森后来回忆道。

研制导弹这一重任,就落到了冯•卡门的头上。

前往五角大楼与成为空军上校

继加州理工之后,钱学森追随师尊到五角大楼工作,担任科学顾问,并被授予一枚金质徽章,可以参与海陆空三军,国防部,科学研究发展局等一切国防军事机密。

钱学森以前的学生兼科学顾问团同事,切斯特•哈瑟特回忆道。在五角大楼时,钱学森通常总是忙着在写报告。每天早上,他和哈瑟特先一起写点东西,讨论彼此的想法,然后再与其他专家交换草稿。「我们写的那些东西,都相当有争议性,因为我们在预测未来。」哈瑟特说。

据哈瑟特回忆,就在这段时间,钱学森完成了《军事飞行器未来发展趋势报告》的大纲。这份长篇报告讨论了,飞行器的不同推进和控制方式,还探讨了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

在这之后,哈瑟特和钱学森在五角大楼的餐厅共进午餐。「通过这些一起吃午餐的机会,我得以真正地了解钱学森。在五角大楼的他,比当教授时和蔼可亲多了,他是个十足的绅士,非常有礼貌,非常客气。」

1945年4、5月,钱学森和冯·卡门在德国会见普朗特(左),普朗特曾是冯·卡门的老师

二战德国投降前夕,阿诺德将军向冯•卡门建议:「为什么不去趟德国,亲自考察一下德国人到底在研发上,进展到了哪一步呢?」于是,冯卡门带上钱学森同行,与此同时,空军任命钱学森为上校,给了他一个专家顾问的头衔。

如果说钱学森之前还对这项工作的艰巨程度有所怀疑的话,没过几天,这种想法就被打消了。他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忙乱过,行程完全不可预测,很多时候,刚睡醒从床上起来不久,便发现自己已经身在吉普车中,正在向某个陌生的目的地进发。

从德国回来之后,他重拾在Caltech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多年不知疲倦的辛勤工作后,钱学森开始看到回报。1945年11月,钱学森被由助理教授提升为航空系副教授。

与此同时,在1945到1946学年度,钱学森在「二战」期间的技术贡献转化成了3本主要出版物: 专著《喷气推进》(800多页),《开创新领域》系列报告,以及关于「超空气动力学」的论文。这些著作为美国的军方和学术界带来了深远影响。

1946 年 5 月 20 日,钱学森向《航空科学杂志》提交了一篇题为《超空气动力学及稀薄气体力学》(Superaerodynamics, Mechanicsof Rarefied Gases)的论文。

这篇发表于当年 12 月的论文,或许是他在美国时发表的最著名的论文。钱学森所做的,便是设计出了一整套全新的空气动力学公式,将空气的分子结构,和气体粒子之间的平均距离等因素均考虑在内。

这样,他就革命性地改变了空气动力学家思考高空高速飞行的方式。

这篇论文获得极大关注并被频繁。它奠定了钱学森作为美国最伟大的理论空气动力学家的地位。然而,即使在这篇论文发表前,母校MIT已经决定向他发出召唤。MIT的航空系给了钱学森一个副教授的职位,并许诺随后转为终身教职。看起来,钱学森刚刚接到邀请时很犹豫了一阵。但最终,他还是接受了邀请。

决定回到母校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他的朋友林家翘认为,钱学森重返MIT,是为了让自己真正成为一名火箭科学家。

「钱学森很有远见,他明白,要想在火箭领域有所建树,他必须掌握一些Caltech之外的东西。当时,Caltech与MIT是一种竞争关系。前者长于结构和空气动力学,但在MIT,钱学森却能学到更多的关于仪表设备,和控制系统方面的知识。」

1946 年夏天,钱学森忙着打点行装,准备奔赴新的岗位。1946 年 6 月 17 日,他与冯•卡门以及另外 20 多名科学顾问,出席了五角大楼的第一场科学顾问委员会会议。

到了 8 月间,他正式辞去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职位,整装东去,重返那所10 年前欢迎过他,但又拒绝了他的地方。

重回MIT

秋风乍起的 9 月,钱学森来到波士顿,他在富人聚居的小镇纽顿,租下了霍巴特路 5 号,一栋带有殖民时期风格的红砖小楼里的公寓。这个街区十分安静,街道两旁种着枫树、橡树和银杏树,一片金黄深红的秋色。

然而,刚到东海岸,他就开始怀念加利福尼亚。在一个天堂般的宜居之地居住了 10 年之后,他不得不再一次让自己适应四季分明的气候。

「昨天下了一整夜雨,」1946 年 10 月 1 日,钱学森在一封信中抱怨道,「今天一下子就凉下来了。我想在帕萨迪纳,天气一定还很暖和吧。」钱学森还写道:「我还没打破和房东太太之间的坚冰呢。」

战争期间,MIT看起来更像一个军事基地而非大学。大讲堂和课堂全都空空荡荡。仍旧留在学校的学生们,必须接受军训。而战争的结束,让学生们重新又填满了学院的走廊和教室。

1946 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在校人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拥有超过 2000 名本科生和 800 余名研究生。此外,政府的研究经费大量涌入,教授们不仅能够招收研究生和研究助理,还可以招募许多工程师来这里,进行博士后研究。战后MIT的急速扩张又以航空工程系表现得最为显著。

钱学森在这里就读时的许多讲师或教授仍未离开,但也有一些新加入的成员。航空是 20 世纪 40年代的热门专业,正如1960 年的航空航天一样。此外,钱学森的到来,也使许多学生对航空工程系趋之若鹜。事实上,钱学森此时已经大名远扬。

「当我们知道钱学森要来的时候,大家都相当兴奋,因为他可是一颗正在上升的学术明星。」校友鲍勃•萨默斯回忆道。

当航空工程系主任杰罗姆•亨塞克 1947 年 2 月要求冯•卡门,为钱学森转为终身教授写一封推荐信时,冯•卡门写道: 在应用数学,数学物理解决空气动力学,和结构弹性方面的问题时,钱学森博士是这一领域当之无愧的佼佼者……我相信,他完全有资格担任终身教授。

我相信,他是一个好老师,而且拥有天才的组织能力。无论对待科学还是所在的研究机构,他都能尽忠职守,全心奉献。这使他成为一个可以交付重任的人,我确信你也会同意这一点。

恐怖的暴君

1947年春季学期,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开设了他的第一门课。这是一门面向 30 多名航空系研究生的关于可压缩流体的基础课程。此外,这门课还对钱学森个人的一些工作及这一领域其他前辈大师所做的工作进行回顾与解释。

当钱学森第一次大步流星地走进教室的时候,他的学生们都非常吃惊。这个小个子中国人,看上去并不比他们年纪更大。吉姆•奥尼尔回忆道:「他显得非常年轻,因为身材瘦小,看起来比他当时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得多。」

身高 168 厘米,体重 125 磅的钱学森,也比他的许多学生都要矮得多。在学生们的记忆中,钱学森总是西装革履,系着领带,显得十分正式。身形瘦削,声音尖细,讲话慢条斯理的他,甚至会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感觉。不过,不止一位学生回忆道,能够跟着冯•卡门的得意门生、大名鼎鼎的钱教授上课,当时绝对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然而,这种兴奋的感觉很快便让位给恐惧。尽管学生们来到MIT时,已经作好了面对激烈竞争的准备(写有「理工地狱」字样的小旗子在校园内,很容易就能买到),但他们可没作好当钱学森学生的准备。

这个小个子中国教授疾风骤雨式的授课风格,让他的课堂变得恐怖无比,许多学生直到半个世纪后仍对其记忆犹新。他们都记得钱学森出过的那些难得要死的考试题,给他们打的那些惨不忍睹的分数, 以及让人两腿发软的毫不留情面的评语。

「他以自我主义和不合群而著称。」詹姆斯•马尔斯蒂勒写道。而在丹尼尔•弗兰克的回忆中,「在轻松的社交场合,他总是一副很不得劲的样子,而对大多数学生来说,他都既冷漠又傲慢。」

伦纳德•沙利文甚至说:「他是一个非常冷漠的人,在我遇见过的教授中,他是最冷漠、最疏远、最没人情味儿、最乏味的一个。他思想顽固、一意孤行,让他讲授的课程无趣又无味。他就像一个谜,我对他了解甚少,也没兴趣去关心。」

克劳德•布伦纳形容他:「作为一名教师,钱学森简直就是一个暴君。」每堂课前,钱学森都会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在黑板上狂写板书。 从门前经过的人甚至可以听见粉笔吱吱作响,几个小时都不停下来。

然后,钱学森便会胸有成竹地大步走向教室,面对等在那里的学生。在《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杂志上,可以找到出自钱学森教过的一名学生,埃德加•基茨之手的一段对钱学森教学风格,最精彩的描述文字。

「既没教科书,也没讲义,更没有实验室。我们所拥有的,只是钱博士和挂在教室四壁的大黑板。钱博士大量地、充分地、迅速地使用着这些黑板,而我们尽可能跟上他的速度在后面狂抄。黑板上一个字都没有,全都是数学符号。」

上课铃声响过两分钟后,他会悄无声息地准时走进教室,走近教室前方左端的黑板,嘴里念叨着:「让我们开始……」随即用清晰坚定的笔迹写下一个等式。

然后,他会瞄一眼自己的教案,在等式下面再写下一行等式,一行又一行,直到黑板写满。当然,他写些什么,我们完全看不见,因为都挡在他身后。

当他走向下一块黑板时,我们赶快抄写露出来的部分。在第二轮板书时,钱学森会把黑板逐一擦干净。偶尔,他也会给我们一些提示,让我们知道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他会说「积分」或是「微分」,我就赶快把这些提示写在公式旁边。

但我永远都无法肯定他所指的到底是刚刚写下来的那个等式,还是他马上要写的一条。大约这样写了 20 分钟,他会退后一步,看一眼黑板,然后说:「这中间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但是他却从来没告诉过我们为什么。在我们跟上他的思路之前,他便又开始在黑板上写起来,直到下课铃声响起才停止。

此后,他便一言不发,走出教室,让我们把黑板上的公式抄完。我们没有家庭作业,只有那些从课堂上抄下来的有待解密的公式。

这并不容易,而钱博士一点儿忙都不帮。他无法忍受笨蛋。

我的一个室友在第三堂课开始时打断了他,说:「钱博士,我没搞明白你是怎么推导出压力和体积之间的关系的。」

钱学森问:「你好好上课了吗?」

「当然。」

「那你就应该明白。」

他回答说,转过身去继续在黑板上书写。

钱学森偶尔缺课。但他从不解释。「周三不上课。」他说,然后就这样了。没人替他代课。有人猜测,钱学森可能不愿把讲课笔记交给别人。另一些人则认为,没有其他教授敢于取代钱学森。

有传言说,当钱学森不来上课时,是在高层会议上提交机密技术论文,但他从未提起。期末将近时,我们知道,考试将会来临。钱学森绝口不谈与之相关的一切问题。「如果你们真的理解了,那就不会有麻烦。」这是他给我们的建议。

结果证明他说的没错。满分 100,我的分数是 12分。班级里的最高分是22分,那个学生绝顶聪明,后来成为一名MIT教授。

钱学森最终算我及格,但我永远不敢运用从那门课上学来的任何东西。或许,在中国文化里,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吧。

糟糕的老师与专注的科学家

有时候,钱学森也会试图不带讲义授课。他会赶着在忘记前尽可能多地将内容写在黑板上,而这往往演变成一堂马拉松式的大课。

根据一位学生霍尔特•阿什利的回忆,在两个小时的授课过程中,休息时间一到,钱学森就会「回到位于三层的办公室中,关上门,研读第二个小时的授课内容笔记,随后再回来,接着再讲一个小时!这太可怕了。我从来没见过其他老师这样做过」。

尽管在教学上极为专注投入,但如果钱学森可以放松一些,收效也许会更好。他的集中轰炸式的教学风格,和求全责备的天性吓坏了学生。

钱的学生鲍勃•萨默斯回忆道:「事实上,他根本不愿意与人对视,除非是在课堂上被人提问。在这种情况下,当你一看到他那具有穿透力的目光,便会顿时双腿发软。」

在考试中,钱学森对学生实在过于苛刻。「你要足够聪明,才能看得出他在题目里绕的弯子。」一位学生回忆道。一名钱学森的学生吉姆•马尔斯蒂勒指出,在他选修钱学森的课的那个学期,只有一名博士研究生在期末考试中拿到了73分的及格分数。

「大家公认的天才」、后来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霍尔特•阿什利拿到了第二名,58 分。让这门课程令人望而生畏的另一个原因是钱学森的英文发音。他总是把「mathematics」(数学)读成「masamatics」,偶尔还会突然拔高声调,学生们很费力才能理解他的授课内容。

学生们认为钱学森的口音很奇怪,仿佛是德国腔和中国话的混合。无计可施的学生,只好在下课后把黑板上的所有内容都照抄下来,然后在晚上举行小组讨论会,试图理解这些符号的意义。

更糟糕的是,当时并没有压缩流体方面的教科书可供参考,只有一些过了时的德国著作。结果正如埃德温•克鲁格所描述的:「最后我手里只有一本,写满我根本不懂的各种符号的笔记。」

然而,钱学森所准备的教案,却为未来研究压缩流体的学生留下了永久的参考资料。帮他准备这些授课笔记的人是莱斯利•马克,一个瘦瘦高高、有点儿驼背的博士研究生。

在马克的记忆中,钱学森是个将全副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的教授。他希望学生也能和他一样地投入与专注。而当这些学生表现出未能如此时,钱学森会勃然大怒。

有一次,钱学森让马克进行一些关于涡轮鼓风机的计算。「我连写带算,过了好一阵,然后午餐时间到了,」马克回忆道,「于是我就去吃午饭。当我回来的时候,钱学森暴跳如雷。他说:「你算哪门子的科学家,居然在计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去吃饭!」

「他是一个极其勤奋的人。」马克回忆道。他举例说,有一次,当钱学森受邀为教科书《空气动力学基础》撰写部分章节时:「每个星期他都用自己在家中的休息时间做这件事,然后每星期交出一章誊写得整整齐齐的文稿。

以这种速度撰写关于一门新学科的技术资料,实在有些惊人。这本书本来计划于 1950 年出版,但实际的付梓时间却是 1958 年。这对于由多名作者合著的教材来说非常常见。只有像钱学森这样的人才能按时完成书稿。」

在学校里,钱学森是个神秘人物。课堂以外,同事和学生们就只能偶尔在古根海姆大楼中见到他匆匆而过的身影。曾经是钱学森的学生,现任共和能源集团总裁的克劳德•布伦纳写道:「不可避免地,学生们找到了表达不满情绪的一些小伎俩。」

因为我们西方人在读钱学森的名字时有些困难,有人就将他称做「Choo Choo Train」(啾啾小火车)。这没有诋毁他的意思,只不过是让他更人性化一点儿,让这个令人敬而远之、不可侵犯的教授变得可亲一些。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他讲课速度的一种调侃。

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值得大家尊敬的。我们知道应该学会他努力教给我们的那些东西,虽然他实在是个糟糕的老师。

35岁的终身教授

1947 年 5 月,《麻省理工评论》(MIT Tech Review)上登出了钱学森被升为正教授的消息。在全美范围内,大多数教授都要从事 20 年以上的教学、咨询和管理工作才能获得这样一个永久教职。 而此时的钱学森却仅有 35 岁。

「钱学森如此年轻便能拿到终身教职,这是非同寻常的。」有人就此评价说。钱学森是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然而,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在考虑离开。

1947 年,就在钱学森接受MIT教授职位的一年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回国任教的机 会。关于这个职位的确切资料不详,看上去,似乎国民党政府有意任命钱学森,担任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

雄心勃勃的钱学森决定认真考虑这个邀请。他计划当年夏天回中国看看。这是他去美国 10 年后的第一次归国。 这是一步钱学森必须仔细考虑周全的棋,也很可能意味着他将牺牲在美国奋斗得来的一切。然而,想到可以管理一所大学,对他来说,也充满诱惑力。

钱学森将可以影响到几代中国最优秀的工程专业学生,正如他的导师陈石英当年对他所做的一样。他可以在中国培育新思潮,甚至可能带来航空工业的一场革命。

鉴于日本已经战败投降,战争已经结束,中国必将进入一个加紧建设的时代。国家将会急需顶尖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及像钱学森这样在美国接受教育、在航空领域拥有很深造诣的华人教授。在中国,钱学森的成就很可能不仅限于一名大学校长。

他可能将成为一个传奇。对于钱学森来说,还有另一个因素促使他考虑这一职位:他与MIT其他教授之间的分歧,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对于航空系本身,他也越来越不满。

很不幸,钱学森并不像他的同事那样,受到学生的欢迎。这种冲突在MIT的研讨会上不断体现。这种研讨会的目的本来是促进学生,教授,和访问学者之间友好的意见交流。但钱学森却总是坐在房间最后,翻看着杂志。每当发言者犯错误时,钱学森便会从房间一端,指出错误。

「钱学森把Caltech对发言者极其挑剔严苛的研讨会风气,带到了MIT,」他的助手莱斯利•马克回忆道,「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羞辱发言者,但钱学森的标准太高了。他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很不幸,不管他是否有意为之,有时他的言辞就是太尖刻了。」

钱学森对于那些他认为理论上不够严谨的人,态度尤其尖锐。这些人很多都是航空工程系的资深员工,其中一些人仅有学士学位,甚至有人根本没受过大学教育。

在他们那一代,航空工程师主要是探险家和飞行员,而不是数学家。因为在那个时代,这一领域还是一门新兴学科,根本没有相关的大学课程存在。

「像夏茨维尔•奥伯和奥托•科彭这样的老一辈,根本对科学没什么概念。」马克回忆道,「他们认为冯 •卡门那一套学术理念,与造飞机毫无关系。不仅存在智力上的鸿沟,而且还有个性问题。我怀疑钱学森在这里根本就不开心。」钱学森对使用数学分析方法预测物理现象的执著观念,使得他成为一个「异类」。

校友吉姆•奥尼尔指出:「钱学森不是一个工程师,他是一个科学家。」尽管马克和奥尼尔都无法给出肯定答案,但钱学森对航空系里那些不擅理论的同事,表现得之所以格外粗鲁无礼,很可能他还是一名航空系学生时的记忆。在那个时候,即便掌握全世界所有的数学技巧,他依然必须满足「造出实用的东西」这个要求。

在MIT有一个传统,研究生院的学生,每个月可以邀请一位教授与他们共进晚餐,讨论他所在领域的职业前景。航空系的研究生们,此前已经邀请过了其他教授。然后,他们想到了钱学森。「我们敢邀请钱学森吗?他会来吗?」布伦纳和他的朋友们猜测着。「我们最终还是战战兢兢地向他发出了邀请,而钱学森真的来了。

出乎大家意料,钱学森与我们共进晚餐时非常健谈,也相当和蔼可亲。甚至可以说他是平易近人的。当谈及职业规划的时候,他开诚布公,给了我们很多帮助。一点儿都不像我们此前担心的那样大兜圈子,或是冷嘲热讽。」

在这之后,布伦纳和其他学生发现,钱学森「其实是个相当有人情味的人」。 在众多的批评之中,也夹杂着一些正面评价,它们来自那些能够认识到钱学森授课内容重要性的学生。有些校友也指出,除了在Caltech,当时还没有一所大学可以像MIT一样,开出如此深入和理论严谨的压缩流体课程,而这都拜钱学森所赐。利奥•塞尼克回忆道:「上钱学森的课对我职业生涯头 10年的价值,不可估量。」

很多年后,钱学森回国,有一次一位北大副教授来问他问题,办公室内有凳子,但钱学森没有说「请坐」,那位副教授站着讲了半个小时。讲完后钱只回了一句「这也不懂」,那位副教授听后深鞠了一躬,就回了。

后来钱的秘书看不下去,跟他说「人要脸,树要皮,好歹人家也是北大的副教授啊,屋内有凳子,而你却让都不让他坐。」而后,钱就改了,据说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特别是后来,钱做人做得越来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