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传(湖南重磅推出4卷本160万字传记《曾国藩传》)
新湖南客户端6月23日讯 近日，湖南文艺出版社重磅推出160万字的《曾国藩传》（4册）。
《曾国藩传》作者张军出于湖南一个80后的后起之秀。这部传记作品，从曾国藩祖父一代开始，一直写到曾国藩去世。以出生地的山水田园风水之美开端，以去世时的挽联传记文辞之美结束，可谓大展美好河山与美丽中文。写法上，作者采取了章回小说的结构与命名方式，精简传神地传达了每一章的内容，读者将章节名浏览一遍，可以鸟瞰全部情节。全书以传主曾国藩这样中国顶级人才为日月光辉，以曾国藩身边聚集的中国一流人才的言行为群星璀璨，展示了儒家为政以德、众星拱月的图景。作者从多方面展示了他们在艰难时世面前如何自强不息，如何排忧解难，给读者以励志与砺智的双重收获。
《曾国藩传》力图还原曾国藩的真实面目，全面表现他的功过是非。本书分四部。第一部《攀登功名》，写曾国藩勤能补拙，加上贵人相助，进入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翰林院，受到道光皇帝青睐，37岁便官居二品大员。大清江山风雨飘摇之际，曾国藩出任湖南帮办团练大臣，开始了湘勇出省作战之路。第二部《书生挂帅》，写曾国藩衡阳练兵，靖港投水，攻克岳州，困顿南昌，进军安徽。虽屡败而屡战，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第三部《盖世功勋》，写曾国藩广揽人才，总揽全局，效忠朝廷，围攻金陵，成就盖世功勋，同时化解功高震主的险情。第四部《谢幕前后》，写曾国藩奉命剿捻，练兵治河，整顿吏治，处理教案，派遣留学，遗训后人。为国家开一线生机，为亲友留多方启示。本书采用章回小说形式组合章节，用成语式的四字句做小标题，脉络清晰，情节鲜明，亲切感人，典雅文秀，呈现了传记的历史感，显示了中文的典雅感。本书作者的行文与本书引文的文脉上的呼应，其语言风格上的文脉回归，也是有益的尝试。
张军新作《曾国藩传》的成就，离不开唐浩明《曾国藩》三部曲奠定的基础。但张军有自己的总体构思，有自己的总体风格，张军的传记写法跟唐浩明的历史小说也不一样。张军对于唐浩明原作的采用，可以说是在“君子善假于物”的规范之中的。张著同时采取了这些年来诸多曾国藩爱好者的写作成就，尤其是唐浩明先生编辑的《曾国藩全集》提供的历史史料，是在前人积累之上的攀登。在我们推崇创造、重视创新的时代精神里，张军之作与唐浩明之作相辅相成的关系，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启示。因此，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在出版唐浩明《曾国藩》三部曲之后近三十年，再出版张军的《曾国藩传》，这本身就是一种温故知新、继往开来的出版壮举，是湖南出版不吃老本、要立新功的出版精神的体现。本书的出版，是一件值得探讨关注的出版事件，也将引领新一波阅读曾国藩的时尚。
标新立异曾涤生
——《曾国藩传》编后
刘茁松
“国藩”这个名字，是他中了进士，当了翰林以后，恩师穆彰阿恩赐的。张军著《曾国藩传》第七章写穆彰阿说的话：“我朝宰辅，大半出自翰林，故此有‘非翰林莫入宰辅’之说。宰辅者，国家藩篱也。老夫想给足下改名为‘国藩’，望你日后成为国家藩篱。”
假如说国藩的名字来自被勉，那么，他此前还有一个自勉的名字——涤生。张军《曾国藩传》第五章写少年曾子城从唐氏家塾来到涟滨书院读书，“只觉得耳目一新。上课之余，他一头钻进尊经阁，饱览里面丰富的藏书，思想认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于是给自己改字号为“涤生”。他回答山长刘元堂的问询时说：“到了书院，学生才知道自己过去太卑陋，故而改号‘涤生’。学生想，‘涤’，就是洗涤过去沾染的污垢；‘生’，取自明代袁了凡的话：‘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涤生二字，显示了曾子城革新自我的意志。看完《曾国藩传》，细细一想，就觉得：涤生正是国藩的根基。唯有自勉，他人的勉励才能凑效；唯有自新，国家的屏障才能稳固。
他曾经拜理学家唐鉴为师。关于学问，唐师以为“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辞章”，而“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之内”。他再学而三思之后，认为为学之术有四，“有义理之学，有辞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将“经济”独立出来作为一门学问，可谓他的标新立异。对于魏源编著的《皇朝经世文编》，他评价说“前代之袭误者，可以自我而更之；前世之未及者，可以自我而创之”。“更之”“创之”之语，显示了并非愚忠愚孝的仁智气象。
他的勇于更新，源于丰厚的历史学识。他在《送江小帆之母寿序》中说：“帝不沿乐，王不袭礼，物穷则易，固其理也。”这个理，就是改革变化之理。历代帝王，互不沿袭，从这个意义上说，历代帝王也是改革家，改革在帝王那里、从历史中间可以求得合理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帝王失去了改革的能力，就是腐败，就是灭亡的预兆。他接手办理团练之后，要建设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从历史寻找借鉴，发现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缺乏军礼，于是自己订立了一系列营制、营规。张军著《曾国藩传》里展示了曾国藩军礼方面的不少历史资料，给读者以一手的真切感。《曾国藩传》第二部里，我们看到他亲自撰写《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将湘军锻炼成别开生面、旗开得胜的新军队。
他对于儒家君子小人的二分法，也有自己不同流俗的异见。他说：“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他的这种看法，把君子小人身份的区分转变成实际行为的区别。有这样的看法，对人对己，他都永不自满，也不自欺，更不容欺人。张军《曾国藩传》第四十章写他告诫投奔的李鸿章说：“少荃，你既然来到我这里，就得遵守我的规矩。我这里，就崇尚一个‘诚’字。”
曾国藩的自新，虽然是早年就立下的自勉，其推动也有时势的逼迫。中国天朝自居的光圈，以及鸦片战争失败的阴影，导致当年士大夫不少人以跟洋人交往为耻。他从实际出发，提倡跟西人交往，而且提出“凡中外交涉之案，总以必诚必信为主”。张军著《曾国藩传》第五十七章写李鸿章介绍自己与洋人交涉的经验是“只同他打痞子腔”，他回应：“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还说他的“法宝”还是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过于吃亏。”他这个态度，一改拿洋人当外人看的旧习，而是把洋人当成自己一样的人，以诚相待，不是当敌人那样兵不厌诈，而是化敌为友人坦诚相告。他的思想，来源于中国古代先贤的教导，他只是把这个教导，推己及人地推行到洋人身上——己所不欲，勿施于洋人。
中国需要改革自新，这一点，他之前的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都看到了，想到了。林则徐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魏源已经改成“师夷长技以制夷”，淡化了敌我矛盾的心态，强化了内外关系的理念。到了他，进一步改成“师夷之智以制船造炮”，他用一个“智”字将对方放在一个更加友好尊敬的地位，同时把师法的措施具体落实到“制船造炮”的制造业上来。在中国，第一个启动办近代工厂的是他，第一个实施造轮船的是他，第一个派人出国购买制造机器的母机者也是他，第一个开办科技教育者还是他，最后，主持向外国派遣出洋留学童子的，又是他。
他就是这样不断涤生，洗涤出一个新的人生，一个留名千古的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