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仕途顺畅言为心声
(1/2)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在家中无非是读书习字,读“子曰诗云”,习帖括制艺之类,既没有宽广的眼界,又没有广博的学识。道光十五年会试报罢,他暂时居住在京师,开始涉猎诗和古文,他尤其喜欢韩愈的文章;第二年会试又报罢,他买回一套二十三史,花了一年的时间仔细研读这套书。这才逐渐开拓了他的眼界和学识。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入翰苑后,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闲,他便更加发奋学习,广泛阅览,勤作笔记,并将笔记分为五类,分别是“茶馀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亲自做手录和摘记;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相互间切磋扶持,这样日复一日的学习使他的学识大有长进。可以说,在京为官十二年,为曾国藩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京都这段时间,曾国藩因为日课是读书,月课是作文吟诗,因此写了许多的诗文。现在看来,曾国藩集中的作品,几乎一半以上的诗作和一大批文章都写于这段时间。 这段时期,曾国藩也有几篇文章表达的是他的文学观点,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的《读李义山诗集》、二十四年十二月的《书归震川文集后》、二十五年九月的《送周荇农南归序》这几篇文章正是阐述了这样的观点。《送周荇农南归序》对自汉以来的文学家进行了评述,其中对清初文坛的评述是:“康熙、雍正之间,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属,号为古文专家,而方氏最为无类。”大概这就成为他后来推崇桐城文学的开端。 在诗这方面,曾国藩在京都期间写了不少。他常常检查自己写诗是否是因为想出人头地、求取功名。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他检讨自己“作诗之时,只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十二月,又对自己检讨道“汩溺于诗句之小技”, “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 十月二十五日经过深刻反省之后他说:“好作诗,名心也。”十月初十日又写道:“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十一月十六日所作的文章是这样写的:“走何子敬处,欲与之谈诗。凡有所作,辄自适意,由于读书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