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妻子是苏俄特务(“爱国”抑或“卖国”?——奉郭战争期间郭松龄对日交涉中的态度)

发布:2023-02-11 02:04:26

对于民国时期割据我国东北地区的奉系军阀,很多人应该并不陌生。2015年电视剧《少帅》的热播,更是让一位奉军中的高级将领——郭松龄进入大众的视野之中。这部剧中的郭松龄为人正直勇毅,是奉军中难得的翘楚。他对张学良来说亦师亦友,因此张学良对他十分倚重信赖,曾有“我即茂宸,茂宸即我”之言。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张学良倚之为心腹的高级将领,却在1925年11月22日举起叛旗,通电讨伐张作霖,要求张作霖下野,拥护张学良为东三省的首领。发出反奉通电之后,郭松龄即将所部七万人整编为五个军,浩浩荡荡的向奉天进发。然而当时的东北不少地区为日本占据,日本在东三省拥有诸多重大权益。因此在东北进行任何重大的政治军事行动都无法绕开日本,郭松龄对这一点也有着清楚的认识,因此在他正式反奉前后,他都曾积极地与日本进行交涉,谋求日本的“中立”,以获得反奉战争的胜利。那么在奉郭战争中,郭松龄对日本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的?他与日本是如何进行交涉的呢?

郭松龄妻子是苏俄特务(“爱国”抑或“卖国”?——奉郭战争期间郭松龄对日交涉中的态度)

郭松龄剧照

郭松龄

(一)郭松龄赴日观操

其实早在1925年11月郭松龄正式通电反奉之前,他就已经在借机试探日方对张作霖的态度,为之后的倒戈反奉做准备。

1925年10月,郭松龄作为奉方军事代表团首席代表,率团赴日本仙台观操。在日本仙台期间,郭松龄曾与日本当时的陆相宇垣一成进行过一次一个半小时的会谈,双方就当时中国的时局交换了意见。郭松龄向宇垣一成提出了他罢兵息战,和平解决国内争端的主张;而宇垣一成也从本国的侵略利益出发明确地向郭松龄表示了日本朝野对奉张向关内大肆扩张的不满,他指出奉方应从全国大局考虑,退回关外,积蓄力量,以待异日。这次会谈对双方来说应该算的上一次愉快的经历。宇垣一成对郭颇有好感,在其日记中称郭为“支那人中的奇才,军人的典型”。而郭松龄的主张也与宇垣陆相的要求不谋而合,这显然使郭松龄受到鼓舞。他由此认为一旦倒戈反奉,日本政府并不会积极援助张作霖。

宇垣一成

当然这一次郭松龄借观操之机与日本朝野接触的目的是谋求日本的“善意中立”,以解除倒戈时的后顾之忧。但这种接触仅限于试探以确定日本能否中立,而不会有更深层次的内涵。这次与宇垣一成接触时,他的反奉计划尚且在酝酿之中,日本的态度一时还难以判断,因此郭松龄一定不会将反奉的意图和盘托出,更没有就将来的“反张”与日本政府达成某种约定或协议。

(二)郭松龄与浦澄江的会谈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于滦州正式通电倒张。郭军倒戈反奉的消息传出后,日本关东军迅速做出反应。11月27日,关东军司令长官白川义则派参谋浦澄江前往昌黎与郭松龄会谈,了解郭反奉的内情。在这次会谈中,郭松龄向浦澄江阐述了他举兵的理由和目的,并提出了他对日本政府的要求。他表示希望日本政府严守中立,不要偏袒郭松龄和张作霖中的任意一方。这样的态度显然不能让浦澄江满意。浦澄江认为郭“完全缺乏诚意”。会谈结束后,浦澄江返回旅顺,他对这次会谈的情况做了如下的汇报:

“(一)郭松龄决意彻底讨伐张作霖;(二)和平解决已经无望;(三)郭以国民党的主义政策为政纲;(四)郭的周围大部分是国民党政客;(五)郭与冯玉祥确实有联络。”

这次会谈是郭松龄就其反奉的理由、目的等诸方面问题对日本所做的一次完整剖白。其中他明确提出了希望日本“严守中立”的要求。然而关东军历来非常强调工农赤化的危险,但郭松龄却与依靠苏联、有赤化危险的冯玉祥联合,这是关东军无法容忍的。因此白川义则认为郭松龄在取得东北领导权后会施行国民党的所谓三民主义。这会导致东三省引入赤俄势力,于是关东军据此确定了“袒张阻郭”的基本政策。整个奉郭战争期间,日本在东北派遣机构中,关东军始终是援张最为积极的。

白川义则

(三)殷汝耕赴大连

郭松龄通电反奉后,曾延请殷汝耕、林长民等人负责他的外交工作。12月4日,殷汝耕从天津出发赴大连对日交涉。殷汝耕在大连期间,曾与时任《关东报》总编辑的王子衡有过一番晤谈。殷向王子衡表示郭军对“一切有效条约,悉予尊重”,此行的目的是要就“日本方面的误解作些说明,要求他们谅解”。据王子衡回忆录所载,殷汝耕就“尊重条约”问题与关东军方面有过如下谈话:

日方问:关于尊重条约的话,是否意味着完全承认日本一切既得的权益?

殷答:凡是经过中国政府和人民承认的条约,当然都承认。

日方问:二十一条呢?

殷答:如果中国政府批准,郭军长以后当然没有问题的。

日方说:我们认为无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二十一条,采取什么态度,而东北政权,有责任,有义务,也有力量实践这个条约。这一点张作霖已不否认,难道郭军长还会否认吗?如果也不否认的话,现在可以做出什么保证来吗?

殷说:这得请示郭军长以后才能回答。但是,我个人相信郭军长取得东北,迟早可能实现日本的希望。

殷汝耕

这段谈话被不少研究者视为郭松龄出卖国家权益、寻求日本支持的明证,其中尤以对“二十一条”的回答最遭诟病。但是笔者并不认为这个谈话能够证明郭为倒张成功曾向日本做出过何种有损国家利益的保证。首先,郭阐明的“尊重一切有效条约”一点无可厚非。如前所述,1925年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已然根深蒂固,对于其既得利益决不会允许任何政权有丝毫动摇,因此郭松龄承认现有条约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其次,对于“二十一条”的态度,殷汝耕有两点表示:一是如果中国政府同意,那么郭军长也会同意。“二十一条”从谈判到签字即遭各方严厉抵制,国内甚至出现了“纵使邦交决裂,唯有背城一战”的激烈言论,如此情势之下,政府拂逆民意承认这样一个条约的可能性不大。既然政府很难同意,那么郭军长同意就无从谈起了。在关东军代表的进逼之下,殷汝耕又表示“要请示郭军长以后才能回答”,这显然是将皮球踢给远在锦州前线的郭松龄,避免了正面回答。同时他又补充到“个人认为郭军长取得东北迟早可能实现日本的愿望”,与其说这是一种保证,毋宁视作外交辞令,其中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因此笔者认为,殷汝耕赴大连对日交涉仅是将郭松龄多次表示的尊重日本现有利益的态度向日方再次说明,即或在表述上更显灵活,其底线也是相同的,即仅承认日本的现有利益而不打算以求得日本援助为条件出卖新的利益,因而这次对日交涉的目的仍然是谋求日本的中立。

(四)蔡多祥赴日

奉郭战争期间,郭还曾派其秘书蔡多祥赴日交涉。蔡于12月7日从天津出发前往东京。12月14日,蔡多祥拜访日本外务大臣,由外务省秘书官代为会见。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留存有一份《郭松龄特使蔡多祥与岸秘书官会谈纪要》。

而这份纪要所反映的郭的意愿与郭松龄倒戈后的历次声明内容别无二致,一是为罢兵息争而决意倒戈,说明倒戈是出于正义;二是再次申明尊重日本既有利益,以此寻求日本中立;三是明确否认赤化,以希消除日本误解;四是阐述入主东北后的施政纲领,主要是防赤和对日经济合作。“联合防赤”是这一时期各派政治力量广泛使用的政治宣传口号,也的确是日本非常重视的问题;对日经济合作在正常邦交范围之内,同时又表现出了一种亲近日本的姿态。郭是想通过这两点无伤国体的承诺赢得日本的好感,进而谋求日本中立。总体来看,这次会谈蔡多祥“所讲的话,都非常郑重”,其中并无对日妥协的内容。

正是由于郭松龄仍然不愿意对日妥协,因此此次蔡多祥赴日并未改变日本决策层的态度,12月15日,日本政府在多番权衡之后决定向满洲增兵。该日,日本第12、第20两个师团开赴东北。蔡多祥的对日交涉活动最终于事无补,郭军外交部主任齐世英晚年总结郭军失败的外交原因时曾说:“事后我曾想:派蔡赴日实非适当人选,盖蔡过分忠厚,与日又无渊源。若派殷汝耕或林长民,或两人同去,情形可能会好些。”。

现在看来,齐世英的说法并不正确。尽管个人的外交能力的确会极大影响外交活动的结果,但是与郭军外交人员所发挥的有限作用相比,日本的决策层显然更多的受到驻东北官员的影响。在12月5日的连山战役之前,日本驻华机构达成几乎一致的意见,即郭执掌奉天不利于日本在东北的扩张。在此情势下,郭要想动摇日本决策层,就必然要表现的比奉张更加亲附日本,使日本决策层感受到郭统治东北甚至“优于”张作霖。但从蔡多祥与币原秘书官的谈话纪要来看,郭的对日交涉底线未变,其手段与目的仍是说明问题求中立而非对日妥协求援助。既然交涉底线不变,那么所派何人对交涉结果的影响也就不大了。

纵观郭松龄对日交涉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郭的历次对日交涉其目的都在于争取日本的中立,他所期望的是日方坚持“不干涉主义”,不要出手援张。对于日本在华既得利益,郭愿意全盘接受并予以保护;但郭并不打算以求得日本援助为条件出卖新的利益,即郭始终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反张而非寻求日本援助。这一原则贯穿郭整个对日外交活动的始终,并未因战场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改易。

奉郭战争最终以郭军失败而告终。郭军外交主任齐世英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谈及郭松龄反奉时曾说:“郭先生个人对日本非常厌恶……我首当外交之冲,郭未曾表示对日妥协,我也未曾做此建议。郭是爱国的,他只肯承认日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这是无可奈何之事),从没想到给予进一步的承诺,他绝不肯出卖权益以谋求对日本的妥协。”齐世英的回忆或许可以作为郭松龄对日态度的侧证。个人厌恶日本也是郭不愿对日求援的原因,他自信可以凭己之力推翻奉张并且能在尊重日本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与日本没有过多政治交集的东北政权,因此在倒戈期间的历次对日交涉中,他就表现出了这种对日疏离的态度。对日本而言,郭与张相比,其“劣势”本来就比较明显,再加上郭在交涉中所流露的消极合作的态度,更让日本坚定了援张阻郭的方针。

齐世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