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郭松龄(郭松龄反奉:是民族大义,还是个人私欲?)

发布:2023-02-11 03:00:39

郭松龄反奉为何功败垂成?错信了一个人,拒绝了一个人!张学良为何说:如果郭松龄不死,日本人不敢兵犯东北?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沙俄修建,后被日本所占),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怎么评价郭松龄(郭松龄反奉:是民族大义,还是个人私欲?)

1937年,“九·一八事变”6周年之际,张学良回顾往事时,扼腕长叹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人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此时,距郭松龄之死,已经12年。张学良为何如此评价曾经起兵奉的“叛将”呢?

郭松龄,字茂宸,祖籍山西太原,清德宗光绪九年(1883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镇渔樵村,据族谱溯源称,其系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日俄战争给郭松龄以巨大触动,并由此萌生了从军报国的念头。其后,先后就读于奉天陆军小学堂、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北京将校研究所、中国陆军大学。从陆大毕业后任北京讲武堂教官。

1917年,孙先生在广州组建护法军政府,郭松龄远赴广州,后被委任为粤赣湘边防督办参谋、广东省警卫军营长,后转任韶关讲武堂教官。护法运动失败后,郭松龄无法留在广州,只得返回奉天,任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在此期间结识在讲武堂学习的张学良。经张学良的推荐,郭松龄被张作霖委任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1921年,张作霖又委任郭松龄为第八旅旅长,与张学良领导的第三旅组成司令部。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全线溃败,只有张学良与郭松龄领导的东路部队有胜利,打破了吴佩孚突破山海关,实现直捣关东的计划。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学良与郭松龄担任第三军的正副军长,与第一军作为奉军的主力,击溃直军并获得胜利。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京榆驻军司令部的司令,郭松龄任副司令。

两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是立有大功的。张学良后来回忆:“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奉天方面取得了胜利。通过这次胜利,我升上来了。但是这次胜利的功劳不是我的,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实际上是郭松龄支持着我。”60多年后,张学良仍然说:“我最敬重郭松龄,我前半生的事业完全靠他。”

在奉军中,虽然有了张学良的支持,但是,其行动却处处受到来自东北军老人的牵制,甚至打压。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内部逐渐形成了“老派”、“新派”。老派是奉军中的实力派,绝大多数都是和张作霖一起出道的结拜兄弟,成员有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孙烈臣、吴俊升,这些人在奉军中都担任军政要职。

新派分为“士官”派和“陆大”派,都是军校出身的人,“士官”派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以杨宇霆为首脑,成员有姜登选、韩麟春、于珍、常阴槐、王树常、于国翰、邢士廉等人,这些人对杨宇霆甚为依赖,视杨为“智囊”、“精神领袖”。

“陆大”派大多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以郭松龄为首。张学良虽不是陆大派的首领,但对陆大派最为赏识和拔擢,陆大派成员多是担任师长、旅长等职。

郭松龄是个有思想的军人,一贯主张“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而杨宇霆倚仗张作霖的信任,极力主张奉系势力向中原地区发展,俨然成为张作霖称霸中原的最得力助手。杨宇霆和郭松龄都是性格有缺陷的人。杨宇霆专横跋扈,恃才傲物,好搞小圈圈。他仗着大帅张作霖的宠信,有时对张学良也不放在眼里。而郭松龄呢,属于那种不苟言笑的特别严肃的人,为人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奉军在整编军队时,杨宇霆常限制二、六旅的经费预算和军械弹药的供应,张学良都感到“事事受杨的刁难”。杨与郭历来不合,分别仗着老帅和少帅的宠信,更成水火不容之势。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地盘之争。张作霖原先预定由姜登选去接江苏,郭松龄去接安徽。不料杨宇霆也想要个地盘,结果杨去了江苏,把姜登选挤到了安徽,郭松龄则落了空。郭松龄在此次直奉战争中功高而未获赏,心中极为不满。后来杨宇霆、姜登选将苏、皖丢失,郭松龄气愤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都叫杨宇霆这帮人弄坏了,安徽、江苏失败,断送了3个师的兵力,现在杨宇霆又缠着老帅,给他们去打地盘子,这个炮头我不再充当了。

1925年10月初,郭松龄作为奉军的代表去日本观操。日本参谋本部一位重要职员去拜访他,问他到日本是否还有代表张作霖与日本签订密约的任务。郭松龄才知道张作霖拟以“落实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此事激起郭松龄的强烈义愤,郭便将此事告诉了当时同在日本观操的国民军代表韩复榘。郭对韩表示:“国家殆危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为个人权力,出卖国家。他的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是不能苟同的。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张作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恰好此时,冯玉祥向郭松龄致意,希望可以联手攻击张作霖。1925年11月21日晚,郭松龄发出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通电,提出三大主张:一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二是要求祸国媚日的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三是拥护张学良为首领,改革东三省。

郭松龄与张作霖反目后,日本人觉得有机可趁,明里打着“严守中立”、“不干涉”的幌子,暗地里却与郭松龄接触,想暗助他一臂之力,企图乘机取得过去没有得到的利益,但却遭到了郭松龄的拒绝。在郭松龄处碰壁了的日本,又转而拉拢“老朋友”张作霖,张作霖这次没再为难日本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以给予日本人“增筑吉会等7条铁路、获得商租权”为条件,双方订立了反郭密约。结果,郭松龄起兵不久,就遭到惨败,夫妻双双被处死,并被张作霖下令被曝尸三日。

郭松龄之败,是有多重因素的。其一是遇到个不靠谱的盟友。反奉之初,郭松龄与冯玉祥、李景林秘密结盟,相约共同讨奉。结果在郭李进兵时,冯部拒不支援,反而趁机袭取李军控制的直隶,激起李军愤慨,于是断了郭军前线补给,调转枪口与冯军开战。结果,在冯军成功攻占天津之时,郭松龄反被俘枪决。

其二是对日本人的野心预判不足。郭松龄对于日本的军力是认识的,但对日人的野心却小视了。日本人因被郭松龄严词拒绝,才彻底舍郭投张。郭松龄拒绝日本人之举,似乎显出民族气节,但从外交战略来看则明显不智。《孙子兵法》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对待强大敌人,不可以单纯的硬碰硬,否则就会失败。

其三是自身缺陷。郭松龄为一员能将,奉军中杰出将领,但作为一方统帅则有些不足。为将时便已多次结怨同僚,又缺乏容人之量,所以难以形成牢固的班底,得势时自然尊大,失势则难免众叛亲离。郭松龄虽然掌握奉军精锐,却难以尽收将领之心。这与郭为人刻薄有关,只是为势所迫,不得附众。结果张氏传单一撒,军心惶惶,士气全无。时有郭军将士互问,“进奉天干嘛?打老帅吗?做人得讲良心。”其中炮兵指挥邹作华,就暗把炮弹引信取下,使郭军炮击虽中而不能炸。郭松龄起兵反奉的结果就是,当大军已经威逼奉天时,却遭遇众叛亲离,只剩夫妻二人,舍命出逃,为追兵所擒。

郭松龄被捕时,王永清曾电告张学良。张学良得知高金山受命押解郭氏夫妇,拟电令高金山将郭押解到军团部,想救郭松龄一命,送他出国留学。但电未发出,即接高金山电话,告张已将郭处决。

郭氏夫妇被害后,张作霖命令将郭氏夫妇的尸体运回奉天,在小河沿体育场曝尸三日示众,并将遗体拍成照片各处张贴,传示东三省各市、各县,惩一儆百。当时小河沿围观群众数以千计。

郭松龄夫妻被杀曝尸,全奉天城为之震动了,报上亦载文称:“郭松龄之败,非败于张作霖,乃败于日本帝国主义。”

郭松龄虽有“郭鬼子”(因其他人大身高,平素穿一套布军服,和士兵军服一样,当时奉军将领都是穿的质素很好的呢军服,布军服除了士兵穿,就是白俄兵穿,郭穿布军服又长得像白俄一样高大,因此遂被人呼为“郭鬼子”)的外号,但是,他的骨子里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是个绝不与日本鬼子妥协的中国军人,这一点,张学良看得很清楚。所以,在“九·一八事变”6周年之际,张学良才有“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人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之慨叹。

郭松龄反奉事件中的另外两位当事人,张作霖与杨宇霆,也没得善终,张作霖被日本人暗算,杨宇霆被张学良所杀。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