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镇压陕甘回民起义

清政府在扼杀了捻军之后，又急忙把镇压的目标对准了陕甘回民起义。于是，清廷一方面答应了左宗棠进京"陛见"的要求，一面以"陕甘等省军务紧要"为由，令左宗棠节制陕甘各军，统带刘松山等各军迅速"回剿"。①八月十五日（9月30日），左宗棠被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召见时询以陕甘之事何时能了结，左回答"非五年不办"。"慈圣颇讶其迟"②，但为左面陈"西事艰险"等理由所说服。左宗棠还在上奏中陈述了陕甘"筹饷之艰"，"转运之难"，"抚之为难，尤甚于剿"等8个方面的困难，希望清政府拨发实饷，使他"得从容整理，以奠危疆"。他"立意仿汉赵充国，议开屯以省转馈，抚辑以业灾民，且防且剿，且战且耕，不专恃军威为勘定之计者，区区之愚，盖以办回逆与剿群寇不同，陕甘事势与各省情形各别，将欲奠此一方，永弭后患，则固不敢急旦夕之效，而忘远大之规也。"③这可以说是左宗棠谋略陕甘的基本方针，他试图通过剿与抚兼施的政策不仅把陕甘回民起义弹压下去，而且通过"善后"之方以保持西北地区的长久稳固。因此，左宗棠进一步要求"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关键在于"饷足，则将能驭军，而军不敢犯；兵能卫民，而民不受扰"。他认为："无论筹剿，则必裹行粮、储刍粟、设转运；筹抚，则必筹安插、给口食、散籽种。非有宽余款项应手，不能随时举办"。他强调："一面用兵，即须一面筹办善后，庶几一了百了，后必无灾"。他还向清廷表示"与西事相终始，期挈全境还之朝廷"。①
　　同治七年十月十三日（1868年11月26日），左宗棠抵达西安，即与署陕西巡抚刘典等人会筹军事，调度军食，把目标对准了陕西回军和董福祥等部"土匪"。左宗棠分析了陕西局势，认为进兵的重点乃陕东北的"土匪"势力和陕西南的董志原陕回"十八营"。于是，左宗棠调派高连升、周绍濂、魏光焘、刘端冕、吴士迈等军"剿回"；令刘松山军从河南经山西赴陕北与陕北清军刘厚基、成定康、刘厚填等部进攻"土匪"，署宁夏将军金顺也已驻扎陕北榆林。十二月十八日（1869年1月30日），刘松山等军在延安府定边县的镇靖堡击败董福祥军，董福祥的父亲董世有、弟弟董福禄向清军投降，董福祥突围后被唤回来乞抚。左宗棠从董军挑选千余人改编为董字三营从征，并对镇靖堡一带"御回力竭，无家可归，迫而为匪"②者加以招抚。随后，左宗棠加强了对董志原一带陕西回军的进攻。据守董志原的十八营回军于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多次分股反击，均被左军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