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欲存国体，必难尽协夷情"

左宗棠在对待有关中外交涉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均能坚持力挽主权、反对妥协的基本立场，其"欲存国体，必难尽协夷情"一语正体现了他的外交思想的主导意识。还在鸦片战争时期，身为乡曲布衣的左宗棠已经开始对清政府的妥协外交政策加以指陈。他针对琦善在广东的投降行径，作诗写道："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①他对《南京条约》的签订更感痛心疾首，认为："时事竟已至此，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②他此时只能发出慨叹并进而研究"海国故事"，企望有朝一日能向清廷进一家之言。左宗棠的言论，同在京师充任翰林院编修的曾国藩所说的"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③的观点相比较，真可谓有天壤之别。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左宗棠尚在湖南巡抚幕府。他一面为镇压太平天国出谋划策，同时也关注着英、法侵华战局的变化。咸丰八年（1853年），英法联军曾攻占大沽，侵至天津郊外，并声言进攻京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对此，左宗棠致函胡林翼说：
　　"为人臣子，当时局败坏时，一心为国家计算，不但置己之生死利害勿顾，即所事之成败利钝亦不深较，亦可谓纯臣之用心矣。夷务屈辱至极，恐将更有不堪者。然窃意华夷杂处，衅端之开必速。彼时以一枝劲旅护天津，而后与之决死战，当可得志。但只求勋旧诸公勿参异论以惑视听，则吾事谐矣。"④
　　左宗棠此论，可谓切中要害。在对付外来侵略问题上，清政府决心不大。大沽炮台失陷后，咸丰皇帝急忙派出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议和大臣，前往天津议和。桂良等人在谈判中受到英、法代表的"咆哮要挟"，使他们"畏夷如虎"，以"该夷枪炮迅利"，"若抵都门，祸恐难测"①为由急忙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因此，左宗棠对清政府内部妥协势力的指陈和提出派劲旅赴天津同侵略者决一死战的设想，都反映出他勇于抵御外侮的坚定立场。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通过扩大侵华战争不仅进占天津，进而劫掠京师，咸丰皇帝仓惶北逃热河行宫。在此之前，左宗棠被任命力曾国藩军务帮办，以对付太平军。他刚刚在湖南练成楚军，便得悉"燕都夷患逼近，征调川楚勇丁赴援"的消息，深感"时事之大可忧者"，表示："我既挺身任事，亦不敢有所推诿，竭吾心力所能到者为之而已"。②于是，左宗棠向曾国藩请求由自己率兵北上"勤王"。曾国藩在致左宗棠的信中对其"慷慨勤王之志，敬仰无既"。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