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的遗嘱:虽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在其领导下度过晚年而无憾
#历史冷知识#
作为建国七十周年的献礼片，《决胜时刻》曾经上演过这样的桥段，国共双方在1949年4月经过十多天的北平谈判后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文本。当文本内容被送交至已经下野的蒋介石面前时，他不禁破口大骂道:
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其中，这个被老蒋恶语相向的“文白”，就是指张治中将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近这位在国共两党都身居高位的爱国历史人物。
张治中（1890年10月——1969年4月），字文白，原名张本尧，安徽省巢湖人。先前是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解放前夕反戈一击选择了和平道路，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都助益良多，被称为“和平将军”。
清光绪十六年，张本尧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完成几年的私塾学习后开始四处奔波，做过学徒，当过账房，甚至干过警察。辛亥革命后，他在扬州参加了反清民主革命，后来更名为张治中。
1916年，张治中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赶赴广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期间，他先后在滇军和桂军中任职，是“三民主义”的坚定支持者。
1924年6月16日，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黄埔军校正式成立。蒋介石担任校长，廖仲恺担任国民党代表，李济深担任教练部主任，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何应钦担任总教官，而张治中则担任了三期生总队长和军官团团长。
在此，张治中和共产党的周恩来、恽代英等人密切合作，各自都对国内外的时政和中国命运前途的观点如出一辙。尤其是，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更成为了他们建立深厚私人友谊的基础。
随着对于中国共产党认识的不断深入，张治中私下表达了希望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并经由周恩来同志向党组织提出申请。中共中央对于张治中的申请非常重视，但为了避免引起国民党的误会，还是没有贸然吸纳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加入。
张治中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他对于共产党的处境表示了充分的理解，也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表示了高度的尊重和敬佩。甚至于，就连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简单婚宴，都是由张治中以私人朋友的名义出资筹办的。
北伐战争开始后，以黄埔学生军为主力的北伐部队连战连捷，将革命力量由广东一直扩展到了华中和华东地区。攻克武汉后，张治中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教育长，长期留驻武汉，而周恩来则服从组织安排调任了上海工作。
伴随着蒋介石势力的壮大，他的野心昭然若揭，反革命面目也逐渐暴露了出来，悍然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事变前夕，张治中悄悄叮嘱陈赓，一定要提醒身在上海的周恩来万分小心。
十年内战期间，张治中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都越来越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不过，由于他对待共产党的亲近和同情态度，始终没有得到老蒋的重用，远不如何应钦、陈诚等人那么风光。
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随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全面抗战由此开始，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进行了比较积极的抵抗。
淞沪会战后，张治中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期间，在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下，他与共产党人周恩来、徐特立、叶剑英等人又有了较为频繁的接触。
随着正面战场的溃败，尤其是广州、武汉的相继失陷，抗日战争进入到了相持阶段。于是，湖南就成为了抗战的最前线，形势变得异常紧张，蒋介石还不惜制定了“焦土政策”守卫长沙。据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来电:
奉委座谕，对长沙用焦土政策。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对此，张治中是极为抵触的，他担心焦土之下必无完卵，湖南百姓将会是最大的受害者。不过，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的直接命令下，张治中也只得任由此事发生。
1938年11月，长沙的大火夺去了三万多百姓的生命，而且城内的政府机关、各类学校、多家银行和工厂都损毁殆尽。据国民政府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长沙大火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有十多亿元，占到当年经济总值的一半左右。
张治中虽然只是执行密令而已，但他根本无法公开解释，只得无奈背下了所有黑锅。面对举国声讨，他被撤去湖南省主席之职，调任了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主任，而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琨等人皆被枪毙。
抗战相持阶段，小日本对国民政府采取了“又打又拉”的政策。受此影响，老蒋逐渐转变了态度，由原先的“积极抗战”转变为“积极反共”，终于导致了皖南事变的爆发，严重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此期间，张治中鼎力执言，规劝蒋介石回到了国共合作的道路上来，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和反共派。
抗战胜利后，中国迎来了久违的和平曙光，张治中代表国民党欢迎毛泽东参加“重庆和谈”，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经和谈，国共双方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即“双十协定”，为停止内战与和平建国创造了条件。
1946年3月，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到任后，他立即释放了许多被关押的政治犯，而且还数次致电蒋介石，恳请他务必执行来之不易的“双十协定”。
内战爆发后，张治中始终秉持“兄弟不阋于墙”的政策，竭尽全力避免内战。据邓颖超在《〈张治中回忆录〉序 》中记载:
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文白先生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
到了解放战争的后期，尤其是“三大战役”结束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已经所剩无几。在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施压下，老蒋只得宣布下野退居溪口的老家。
李宗仁成为代总统后，摆出一副和谈的架势，派遣与共产党人素来交好的张治中率团飞赴北平进行和谈。
张治中作为国民党的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作为共产党的首席谈判代表，双方在谈判中尽管取得了不少共识。但是，在惩办战争罪犯和论究战争责任等问题上，一直都争执不下。
中共方面希望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而李宗仁却一厢情愿希望“划江而治”，谈判陷入了僵持。为了打破这种尴尬局面，毛主席亲自出面接见了双方的代表团成员，在战犯列名、军队改编、民主共建、联合政府等问题上都做出了让步。
1949年4月15日，双方代表团终于达成了和平协定，张治中将协定的内容发送到南京后留北平等待回复。不过，无论是李宗仁还是蒋介石都拒绝承认这份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在4月20发起了渡江战役，很快就解放了南京城。
谈判破裂后，国民党的和谈代表们面临着是去还是留的问题，在中共的真诚劝说和挽留下，绝大部分都愿意主动留在北平。作为率团的首席代表，张治中同意其他人留下，但认为自己既然受命而来，无论成败与否都应该回去复命。
周恩来闻讯，亲自前来劝说张治中留下，还语重心长地表示:
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
就在张治中犹豫不决期间，周总理还安排南京的地下党组织秘密将他的家眷保护起来，并且转移到了上海保障安全。当夫人和子女都抵达北平时，张治中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同意留下来参与新中国的建设。
1949年7月，随着建国的脚步已经临近，筹备委员会开始征集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和国歌等重大标识。很快，筹委会收集到了3012幅国旗的设计图案，曾联松设计的“红底五星旗”虽然成功入选，但并不是最被看好的一个。
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倾向于支持“复字第3号”方案，包括毛主席本人在内。这幅国旗图案有个醒目的特点，在红色底案上有一颗五角星和一条象征黄河的金色横杠。但是，张治中却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他认为一条横杠有分裂国家和南北分治之嫌，力推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成为国旗，终于得到了筹委会的认同。
1949年9月，张治中主动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疆的包尔汉主席，为和平解放新疆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避免新疆地区陷于战火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务。在周总理的委托下，他还以个人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信，力劝其放弃“反攻大陆”的极端立场，尝试通过对话解决两岸关系。
朝鲜战争结束后，张治中还派遣自己曾经的老部下，当时的香港 《文汇报》总经理张樨琴秘密赴台接洽，商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甚至于，他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告逃在台湾的人们》，规劝自己的朋友、部属和学生都能摒弃前嫌，尽力靠拢人民和回归祖国，讲话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力。
到了1957年3月，张治中在出席民革三届二中全会时，一再强调和平解放台湾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必定会曲折，甚至是反复，民革愿意积极配合政府做好相关的工作。
此后，张治中不断利用政治协商发挥民革的积极作用，多次呼吁和平解放台湾，呼吁实现国家统一。据他在《台湾应主动抛弃“美帝”》中这样写道:
你们已经离开祖国九年了，每当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翘首北望，宁不神伤？回来吧，家人亲友在盼望你们，祖国人民在召唤你们！
1966年，随着极左思潮的泛滥，随着那场大运动的开始，张治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不仅人格受损，就连家中也多次被抄。
周总理多次出面对他进行保护，还在公开集会中宣传张治中的历史功绩:
他是我们党的好朋友，曾经三到延安，多次接送毛主席。
得益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保护，张治中虽然没有再遭什么大罪，但身体状况却急剧恶化，于1969年4月6日在北京病逝。临终前，他留下了自己的遗嘱:
虽没有加入共产党，但能找到共产党并在其领导下度过晚年而毫无遗憾。
张治中过世后，周总理不顾大运动的漩涡，毅然决然亲临八宝山为他主持了遗体告别仪式，送自己这位肝胆相照的朋友最后一程。对于张治中，毛主席曾经这样评价过:
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