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将军(北平和谈后，张治中被蒋介石大骂“娘希匹”，却被周恩来盛情挽留)

在国民党军队中，并非全都是罪恶昭彰的战犯，很多人都能在国家存亡和民族大义面前做出正确选择。比如，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和傅作义等人，都是最典型的代表。

毛主席

除此之外，还有一名国民党高级将领也能够及时反正，被毛主席赞誉为“三到延安的好朋友”和“真正希望和平的人”。他，就是张治中将军。

接下来，文史不假将带您还原历史，走近这位“和平将军”张治中。为了抵制原文抄袭的卑劣行径，本人只得在来源于网络的图片附加水印标识，实属无奈之举，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张治中

张治中（1890年10月——1969年4月），原名张本尧，字警魄，后改名张治中，字文白，安徽省巢湖人。他是国民政府陆军二级上将，长期为国内和平奔走呼吁，解放前夕毅然选择了和平的道路，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都助益良多。

1890年10月27日，也就是清光绪十六年，张治中出生于安徽一户贫穷的农民家庭。虽然自小就聪明好学，但由于没有学资而被迫辍学，从此开始四处打工谋生，先后做过学徒，当过账房，干过苦力。

为了苟延残喘继续统治，腐朽的满清政府假模假式开始推行“新政”，而设立警察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经过几个月的集训，张治中终于通过考核成为了满清的正式警察。

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虽然孙中山和黄兴等主要领导人都不在国内，但蒋翊武和孙武等人还是进行了武昌起义。之后，全国各地都纷纷响应，辛亥革命由此蔓延开来。

受此影响，好不容易成为警察的张治中又一次失业了，他在扬州积极参加了革命军，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之中。由于袁世凯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更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软弱性，导致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北洋系窃取了。

之后，中国又相继爆发了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民主革命的形势和前途依然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张治中考取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立即赶赴广东参加由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成为了“三民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和支持者。

1924年1月底，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召开了国民党一大，从此开始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国共两党的联合推动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了，民主革命的前进路上终于看到了曙光。

黄埔军校

1924年6月16日，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黄埔军校在广州东郊的长洲岛成立了。蒋介石担任校长，廖仲恺担任国民党代表，戴季陶担任政治部主任，李济深担任教练部主任，何应钦担任总教官，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主任。而张治中，则担任了三期生总队长和军官团团长。

从此以后，张治中和共产党员周恩来、恽代英等人密切往来，相互对于国家命运和前途的观点都如出一辙。特别是，他们都真诚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

随着不断交往和认识，张治中对于共产党的许多主张都深以为然，希望周恩来可以充当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不过，经过党组织的慎重考虑，为了避免引起国民党的误会而影响来之不易的国共合作局面，最终没有贸然吸纳他加入。

1926年5月，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锋开赴湖南，从此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以黄埔学生军为主力的北伐军连战连捷，成功将革命力量由广东扩展到了华中和华东地区。

攻克武汉后，张治中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教育长，开始长期留驻湖北；而周恩来则服从党组织的安排，调任了上海总部工作。从此以后，这对关系密切但却分属两党的好朋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彻底中断了国共合作，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张治中的军事和政治才能都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不过，由于他对共产党的亲近感，始终都没有得到对方的重用，远不如何应钦、陈诚和胡宗南等人那么风光。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蒋介石却依然坚持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当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他又亲自兼任了西北“剿总”司令，任命张学良出任副总司令并且全权负责“围剿”。

西安事变

身背国仇家恨的张学良实在不愿意带着东北军打内战，因而对于蒋介石的作战指令阴奉阳违，使得南京方面悖然大怒。1936年12月初，蒋介石亲率陈诚和蒋鼎文等人抵达西安督战，竟然遭到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兵谏，史称“西安事变”。

在共产党的积极斡旋下，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逐步形成。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全面抗战由此开始，南京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进了比较积极的抵抗。

1937年8月13日，以中国军队向日本驻上海虹口基地发起进攻为标志，淞沪会战正式打响。其实，时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的张治中早在7月份就有打掉驻扎在上海日军的计划，当时日军不足三千人。

可是，由于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列强担心自己在华的利益受损，故而假意出面进行调停，使得充满幻想的蒋介石下令暂缓攻击。这样一来，日军获得了足够的准备时间，加紧向上海增兵，使得原本的一场突袭战变成了一场攻坚战。

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打响后，张治中命令第87师和第88师分别猛攻前进，准备不惜代价突破日军的防线。不过，面对日军坚固的工事，我军将士拼死血战却推进缓慢。等到日军援兵在吴淞口等地登陆后，国军为了避免被包围只得全线撤退，淞沪会战就此结束。

淞沪会战后，张治中被国民政府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期间，他在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下真正落实国共合作，与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又有了频繁的接触。

抗战形势

由于正面战场的溃败，特别是随着广州、武汉的相继失陷，抗战进入到了相持阶段。同时，湖南就成为了抗战的前线，形势变得异常紧张，随时需要面对日军的攻势。

已经被日军打怕的蒋介石，竟然同意了采用“焦土政策”守卫长沙。1938年11月，张治中接到了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林蔚发来的密电:

奉委座谕，对长沙用焦土政策。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蒋介石

对此，张治中并不赞同，他担心焦土之下绝无完卵，湖南的百姓将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而不是日军。就在犹豫之际，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再次下令催促，他才无奈下令放火，但事前一再要求全部撤离百姓。

1938年11月13日，长沙的大火夺去了近三万人的生命，而且城内的所有房屋和设施都损毁殆尽，史称“文夕大火”。据国民政府《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记载，此次大火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十多亿元，间接损失无法估量。

作为密令的执行者，张治中尽管委屈可却无法公开解释，只得无奈背下了所有的黑锅。面对举国的一致声讨，他被撤去湖南省主席，调任军事委员会出任了政治部主任。

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国民政府采取了“又打又拉”的策略，汪精卫就是这样卖国投敌的。蒋介石虽然不像汪精卫那样无耻，可也受此影响逐渐转变了态度，由原先的“积极抗战”转变为“积极反共”，导致了皖南事变的发生。

面对这种反共声浪，张治中仗义执言，多次规劝蒋介石要回到国共合作的道路上，切勿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在他的努力下，国民党内亲日派的势力被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抗战胜利后，举国上下的民众和美苏等国都希望国共之间可以避免内战。因此，蒋介石也装模作样连续表态，甚至还多次公开邀请毛泽东亲赴重庆共商国事。

张治中延安迎接毛泽东

1945年8月27日，张治中代表国民政府前往延安去迎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积极促成国家的和平。到了10月10日，国共双方终于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即“双十协定”，为和平建国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重庆谈判

1946年3月，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到任后，他趁着蒋介石尚未公开翻脸之际，立即释放了许多被关押的政治犯，同时还多次去电规劝务必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双十协定”。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在完成战争的准备后，终于撕毁了“双十协定”。以全面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又在晋南、鲁西南、苏皖边、冀东、察南、辽南和热河等地展开了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就此爆发了。

邓颖超

内战期间，张治中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和平呼吁，始终坚持“兄弟不阋于墙”的主张，拒绝在辖区内与共产党部队作战。据邓颖超同志在《〈张治中回忆录〉序 》中记载:

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文白先生是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

蒋介石下野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特别是三大战役结束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已经损耗殆尽。面对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的连连施压，他只得宣布下野，退居到溪口的老家观察局势。

李宗仁

李宗仁成为代总统后，表现出一副“指点江山”的态势，可手中却没有多少实权。他一方面“同意和谈”，一方面又“划江而治”，坚持任命张治中为和谈代表前往北平进行谈判。

张治中深知，李宗仁虽然是代总统，但“北平谈判”还必须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否则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果。因此，他在北上之前还是前往溪口去拜会了蒋介石，得到了对方的“口头支持”。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率领邵力子、黄绍竑和章士钊等人抵达北平，机场迎接的人群中却没有看到周恩来，心中开始犯嘀咕。因为，他深知对方的为人，如此重大的场合不出席定然有重大缘由。

果然，当国民党代表团来到下榻的六国饭店时，就赫然见到大厅悬挂的标语——“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接着，周恩来严肃质问张治中:

文白先生，既然来北平是为了和谈，那为什么你事先还要去奉化，向蒋介石这个战犯头子请示？

面对周恩来直言不讳的诘问，张治中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看来，自己在和谈前去私下拜会蒋介石这个头号战犯，的确存在不妥之处。

北平谈判

4月13日晚，国共和谈第一次会谈正式举行，首先由周恩来就和谈草案进行了简要说明。在“明确战争责任”和“惩办战争罪犯”的问题上，他提出了两点原则:

一、主要战犯必须惩办，在原则之下可以宽大处理；

二、针对国民党放走的日本侵华战犯260名，之后要重新审理。

周恩来讲话结束后，张治中作为国民党和谈代表也进行了发言。他首先对中共方面的热情招待表示感谢，其次对草案中不能接受的部分进行了陈述，最后这样感慨道:

我们以至诚之心希望中共能够领导国家，建设国家，以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

不过，在讨论草案的具体细则过程中，国民党代表团还是提出了40多条修改意见，而中共方面只接受了20多条。最终，双方的焦点集中在了“战犯”和“渡江”这两个问题上，谁都不肯退让。

毛主席

形成僵局后，毛主席决定出面接见张治中，他还亲自到双清别墅门口迎接对方。在接下来长达四个小时的谈话中，张治中在“战犯”问题上竭力为蒋介石和李宗仁争取宽大，否则不仅自己无法回去复命，而且也无法达成和平协定。

经过深思熟虑，毛主席终于表示可以对这些主要战犯进行宽大处理，但必须要明确和追究责任。

解决了“战犯”这个主要问题后，国共双方的和谈继续进行。不过，周恩来代表我党郑重声明，南京政府在4月20日前必须表明态度，否则解放军将会打过长江去。

张治中在发言中对周恩来的声明表示了质疑，认为这属于“最后通牒”。之后，他还打了一个极不恰当的比喻:

中国有句古话叫“兄友弟恭”，国共两党之间的争斗就好比兄弟之争，大哥管不好家，就让弟弟来管。过去哥哥有错，自己也感到惭愧，但弟弟能够担当起来，哥哥也会感到光荣。

当张治中讲完后，周恩来的脸上已经异常冷峻，他当即就严肃地表示:

文白先生刚才的几句话，我不得不辩白一下。对于“兄弟”的比喻，我不能够认同。国民党过去20多年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对近两年蒋介石所统治的政府来说，这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

张治中也意识到自己的比喻并不恰当，随即向周恩来道歉并且收回刚才的发言。会议结束后，屈武和另外一名代表携带草案返回南京，之后数日都迟迟没有消息。

渡江战役

经过数次催促，李宗仁和何应钦终于在20日共同签署了答复电文，明确拒绝接受这份和平协定。紧接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尚在北平的国民党代表团通过报纸才知道，就在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和平协议后，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已经连夜成功渡江，就连南京都被解放了。看来，被国民党视为天然屏障的长江天堑根本不值一提，所谓的“划江而治”也只是痴人说梦。

南京解放

考虑到国民党代表团的安全问题，我党真诚希望他们都能留下来。除了极个别人以外，绝大多数代表团成员都同意留在北平。作为首席代表，张治中同意其他人留下，但自己既然受命而来，无论成败与否都应该回去复命。

周恩来闻讯后，亲自赶到六国饭店前来劝说，还这样语重心长地表示:

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

面对毛主席和周恩来的诚挚挽留，张治中也做好了留在北平的打算，可还是担心自己的妻小会遭到国民党的拘押。对此，周恩来表示他已经安排地下党组织秘密将她们转移到了上海，现在非常的安全，正在赶来的途中。

原来，张治中的夫人洪希厚和小女儿张素久留在南京，长子张一真、三女儿张素初和小儿子张一纯则待在上海。南京地下党员沈世酉接到指示后，立即将他们秘密集中到了上海，然后安排飞往青岛，辗转抵达北平与张治中团聚。

6月15日，面对战场的接连溃败，国民党当局却通过中央社展开了舆论战，污蔑共产党在和谈期间无故扣留和谈代表张治中。对此，他终于打破了沉默，于6月26日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其中提到:

我现在北平过着的是闲适自在的生活，而且欣喜安慰的情绪也与日俱增。为什么缘由呢？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觉得处处都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

1949年7月，随着建国的脚步日益临近，筹备委员会开始征集新中国的国旗等标识，很快就收到了3000多幅设计图。当时，绝大部分人都看好“复字第3号”，这是一幅在红色底案上由一颗五角星和一条金色横杠组成的图案。

在定稿讨论前，张治中专门找到了毛主席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认为:

中间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吗？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是一根棍了，像是孙猴子的金箍棒。

国旗备选图案

在开会讨论时，毛主席把曾联松设计的第36号图案拿给大家看，张治中首先表态赞成。最终，这幅五星红旗图案得到了筹委会的一致认同，被确定为新中国的国旗。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人民解放军已经准备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1949年9月8日，毛主席约见了张治中，希望他能借助自己在当地的威望积极促成新疆和平起义。

之后，张治中分别给陶峙岳和包尔汉去电，希望他们能断绝与广州政府的联系，尽快宣布起义以结束战乱。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陶峙岳和包尔汉等人终于幡然悔悟，率领新疆军政人员通电起义，彻底破坏了蒋介石长期经营大西北的迷蒙。据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回忆:

蒋介石败逃台湾后最恨的人有两个，一个是美国人马歇尔，一个便是张治中。

新疆和平解放

新疆和平解放后，张治中凭借自己对那里的了解，认真汇总了大量的书面建议给毛主席，得到了高度重视。之后，我国在西北地区设置了军政委员会，彭德怀担任主席，张治中被任命为副主席。

蒋介石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依然还在大力鼓吹“反攻大陆”，还在有意制造两岸的紧张局势。在周总理的委托下，张治中以个人的名义给写信，力劝台湾可以放弃极端立场，以国家和民族的大局为重。

朝鲜战争结束后，面对可能的和平契机，张治中委托时任香港 《文汇报》总编的张樨琴秘密赴台进行接洽，以尝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期间，他又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告逃在台湾的人们》，规劝自己的亲朋好友和门生故旧都能摒弃前嫌，以积极促成两岸统一。

张治中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历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4年国防委员会成立后，毛泽东担任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由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担任，其中也包括了张治中。

1957年3月，张治中在民革三届二中全会上还一再强调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呼吁对岸同胞尽快回归祖国。此后，他不断为此努力和发声，还在《台湾应主动抛弃“美帝”》中这样写到:

每当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翘首北望，宁不神伤？回来吧，家人亲友在盼望你们，祖国人民在召唤你们！

周恩来

到了60年代，随着那种极左思潮的泛滥，那场大运动开始了。作为曾经的国民党将领，张治中受到了严重冲击，不仅家中被查抄，人格和尊严也不断受辱。为了保护他，周总理多次指示:

张治中是我们党的好朋友，曾经三到延安，多次接送毛主席。

得益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保护，张治中虽然没有再遭什么大罪，可身体状况却急剧的恶化，于1969年4月6日在北京不幸逝世。临终前，他留下了自己的遗嘱:

我的病体是不行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年近八十，自无遗憾。我已不久于人民，别无他念，谨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张治中

张治中过世后，统战部门提出不搞告别仪式，可周总理却不顾大运动的漩涡，坚持要为他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当天，总理本人不仅亲自出席，还通知了张治中的身前好友们也前来送别。@文史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