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何之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韩信之死是冤假错案吗？怪自己、怪萧何、怪刘邦？)

张良，萧何，韩信三人被称为"汉初三杰"，其中以韩信给人的感受最为直观。三人之中张良负责出谋划策；萧何负责稳固后勤；而韩信则负责攻城掠地，对外扩张。

作为楚汉争霸中井陉之战、淮水之战和垓下之战等著名战役的指挥者，韩信得军事才能为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汉朝的大半江山是韩信给打下来的。刘邦曾赐韩信"见天不死，见地不死，见君不死，见铁不死"。而观其一生，终究难逃"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结局，所以给人的冲击感最强。

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记载，韩信被吕后及萧何设计而杀害于长乐宫之中。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韩信被残忍杀害呢？有种观点认为，韩信被杀的真正原因是由于他有着谋反叛逆之心？

《汉书》中关于韩信的死因记载都是标由出自反叛，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当时陈豨担任赵相，镇守赵、代等地方，当他离开都城赶赴上任之时，曾与下属们密谋举兵反汉，而韩信则随同响应，陈豨到达代地之后，便开始招兵买马，准备反叛刘汉王朝。

时年七月，刘邦之父太上皇老故，传召陈豨等人入朝，陈则托病推辞不去。同年九月之时，韩信和梁王彭越一同前去征讨陈豨，可是他们两个人都推脱说自己身染疾病，不愿带兵出征。这时陈豨则公开宣称反汉，自立为代王，并开始发兵进攻赵、代等地。刘邦听到消息之后，便不再要求淮阴侯等人，而只能是自己御驾亲征了。

刘邦在离开京都之后，韩信便开始按照原先的计划准备为陈豨作内应。到了第二年，韩信已经将整个计划部署完毕，并开始准备起兵造反了，不料被他自己的门客提前告发到吕后那里。

吕后与萧何便开始谋划如何将韩信这个心腹大患给除掉，于是他们装作陈豨叛乱已经被平定了，并开始安排大臣们进宫庆祝。韩信只身一人刚进入长乐宫中，就被吕后的人给擒住了。明代的王夫之也在《读通鉴论·汉高帝》一书中称韩信被埋伏在长乐宫中的的武士所擒，斩于钟室之中。

有功当封、贪功以及破项羽后仍然拥有强大兵力这三点来论证 "云梦之俘，未央之斩"是韩信自己造成的恶果。王鸣盛在 《十七史商·信自立为假王》中也认为韩信改封为淮阴侯后， "时常托病不临朝"，"日怨望，居常快怏"。

对于萧何与吕后设计捕杀韩信，若从国家及百姓利益的角度来看的话，诛杀韩信消除了分裂的危险，对于一个刚刚历经战乱而建立不久的新的王朝来说也是非常正确的做法。在历经秦、项兵戈之后，韩信却因个人怨恨而意图制造的叛乱，也违反了历史分久比合的发展总趋势，百姓们早已厌倦了战争，渴望得到休生养息，也就自然不会得到百姓的拥护与支持。

关于韩信之死的祸根所在，古今学者评论颇多。我比较赞同的看法是出自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中的意见，"信所以当诛，以其功高盖主、自伏祸根也"。当代学者李占忠的《功高盖主终是祸,情义稚重遭杀身》一文中也曾分析过这一点。

项羽是秦末汉朝的一个带兵能手，特别擅长以少胜多。多次于劣势之下大败敌军，神勇之名流传至今。就是这么一个带兵强手，恰恰败于韩信手中。虽然有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影响，但是刘邦手下能与之并肩人几乎没有。

这里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韩信在军中的威信比刘邦要大，这就很要命了。自古功高盖主之人，想要不死，用现在的话要"会来事儿"。之前有秦朝王翦"贪得无厌"向秦始皇表明心意；中有萧何"自污贪污受贿"保命；后有卫青之流"不结党营私"示忠心。而韩信做什么了没有？什么都没有做，反而在之前，因为蒯彻的劝谏，把刘邦给得罪了。

韩信自然知道这一点，所以向刘邦请求"五不杀"。刘邦呢？碍于韩信的功劳以及"义"旗，自然没有办法亲自动韩信。

由此可见：刘邦对韩信是有杀心，而无理由杀之。

但是韩信还是死了，被推荐他的萧何联手吕雉杀死！

在政治这一方面韩信可以说的上天真。 《史记》有记载：" 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这等单纯也是少见。韩信功高自傲，却又不打磨自己的棱角，不懂激流勇退，明哲保身之道。后来给自己惹上杀身之祸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对于以上的各种说法也受到了一定的质疑，有的人则认为韩信其实并无反意，说他谋反则完全是一场栽赃陷害。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包括明代的文学家归有光、清代的诗人冯班等等。

清代有个叫梁五绳的历史考究之人在《史记志疑·淮阴侯列传》中言道:信之死冤矣!前贤皆极，大出于告变者之语词，及日后与相国文致之耳。史公赋叙人传中，而其冤自见。总之，对于韩信有无谋反的野心，是否参与了陈豨的叛乱，目前史学家还是无法给出一个可靠的答复。

他最后用一句话其实也已经道出了自己扭转不过的命运事实："飞鸟尽，良弓藏 狡兔死，走狗烹"，这句至理名言道出了权术家之间的潜规则，只能怨恨他自己的身上已经没有可以利用的价值了，而他又像萧何那样多少还去讨讨老刘的欢心，联络联络感情，两人最终的结局也吠就是大相径庭，迥乎不同了！

以布衣之身，挟不赏之功，进不可以王，退不愿意臣，此淮阴侯之所以亡也！

韩信之死牵涉甚广，不仅在主观与客观方面有所影响，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皇权加强君权至上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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