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的孙子(蒲松龄:俯仰随人为悲欢的秀才)

发布:2023-02-11 00:07:29

在蒲松龄的一生中,科场上的失意对他影响最大。他少年得志,19岁以县府道三试第一的成绩得了秀才称号,从此踌躇满志地踏上科举的征途,期望“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不料他费尽心力,到老却始终不曾再迈出一步,终身不过是一个白衣秀才。

蒲松龄的孙子(蒲松龄:俯仰随人为悲欢的秀才)

蒲松龄像

他慨叹自己“落拓功名五十秋,不成一事已白头”。所以,在他大量的文学作品中,除了享誉世界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之外,还有诗词、俚曲、小戏等,科举问题都是其主题。科举路上他受尽世道艰辛,看遍世间百态。科考的黑暗与不公,科考对于人性的摧残,他都有着超出常人的深刻感受。所以,他笔下才有了大量以科考为主题的作品,他以充满讽刺意味的笔触,描绘了一个俯仰随人为悲欢的秀才世界。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中有短篇小说《王子安》,写东昌府的一个名士王子安,科场中很不得志,一直考不上举人,被弄得神魂颠倒。乡试后还没有发榜,他天天盼望,几乎处于半疯狂状态。到了发榜那天,他因为心情紧张,吃得大醉。在醉中一会儿听说报马来了,说他考中了举人,他忙叫家人赏报十千;一会儿又听说自己考中了进士,他又忙让家人赏报十千;家人再次骗他睡下,又过了一会儿,听到有人急报,自己通过皇帝金殿面试成为翰林了… 他继续耀武扬威,认为不可不向乡里夸耀一番。他唤长班而不得,大怒,后被长班所骂,他气得“骤起扑之”,酒醒才知是一场幻梦。他在醉中下意识的活动与心理,反映的却是清醒时意识中的内容,由秀才而进士,而翰林,不正是秀才们梦寐以求的晋身的阶梯吗?《王子安》这篇短短的千字小说,实际上却是一部浓缩了的士子发迹史。科举的成败瞬间决定着士子一生的荣枯,难怪王子安在等待发榜时亦痴亦狂,亦醉亦醒,真是可悲亦可笑。蒲松龄从十九岁中秀才,一直年到花甲,还孜孜不倦地追求举人的身份,按三年一次乡试,他大约考了十来次,秀才考举人的情景,对他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在《王子安》篇末的“异史氏曰”中用“秀才入闱,有七似焉” 神形毕肖地描写了科举考试的情景,是脍炙人口的一段文字:

其一,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

考生初入考场时,每人都提着或竹或柳有玲珑格眼的考篮,里边装着笔墨和食品。为防止考场作弊夹带纸条,考生要穿单层衣服,单层鞋袜,但在入场时鞋袜都得脱掉,还要解衣等候,以便监考者搜身,个个光头赤脚,一手提篮,一手持笔砚,活像一个个讨饭的乞丐。

其二,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

入考场前要点名,然后按照预先告知的次序进场。点名时,考生答应稍微慢一点,或者挨骂,或者干脆就像牛羊一样被逐出。监考的人甚至手里还拿着皮鞭,考生行动稍慢还会挨鞭子。监考官对待考生如同草芥,如同囚犯。被官呵吏骂的士子早就失去了人格的尊严,名曰科举取仕,何曾见丝毫征贤之意!

其三,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

描写考生进入号舍答卷的样子像秋末的冷蜂一样孤苦可怜。

考秀才的乡试一般在阴历八月的贡院举行。贡院里考生答卷的号舍是连成一排一排的编好号的小房子,没有门,似孔孔相连的蜂巢,考生在里边答卷时,只见书案的上边露头下边露脚,就像秋末时蜂巢里的蜜蜂。

其四,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

根据清代的乡试制度,一般三年开考一次,每次分为三场,从八月初九开始,每场考三天两夜,共九天六夜。考试期间,考生作题答卷、吃喝拉撒都在这个仅可容身的小小号舍里。三场考试过后,考生几乎筋疲力尽,所以出场时神志模糊,看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写尽士子们走出考场时身心交瘁之态。

其五,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

在等待发榜结果时,情绪紧张到极点,就像被拴住的猿猴。听到风吹草动,就以为是报喜的来了。一会儿觉得自己能金榜题名,顷刻之间即可出将入相,得高官厚禄,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一会儿觉得自己已经名落孙山,这时仿佛病入膏肓,马上就要变成白骨一堆。蒲松龄久困名场,对于赴举应试者的这种紧张到极点的心理有切身的体会和细密的观察,所以才有如此形神毕肖的描写。

其六,忽然而飞骑传入,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

考试结果终于揭晓,报喜的马儿高声叫着“报喜报喜”飞奔而来,真是喜从天降!谁知道那马儿却一直向别人家跑去!知道自己落榜后

立即神色大变,像吃了毒药的苍蝇,昏厥欲死。

其七,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尽,而碎踏之;踏之不尽,而投以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

刚落榜时,心灰意冷,大骂考官眼瞎,恨自己才拙数奇!一怒之下把案头的笔墨纸砚都一把火烧了;烧不尽的用脚踩碎,踩不碎的全都丢进污水沟!决定永不再看,永不再写,永不再考。从此将绝弃功名之念,披发入山,或道士或和尚,面向石壁修真学佛。若再有人用八股制艺、光宗耀祖之类的话相劝,必定操戈追打之。但过不了多久,当心气渐渐平静,还是忍不住想再考一次,就像跌破了蛋的斑鸠,重新衔木做窝,不屈不挠地再次抱窝孵蛋!士子们为了功名富贵,屡败屡战,年复一年地忙着赴举,可见科举做官对于士人魅惑之深。

宋人殿试图

“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可以说是对科举考试的纪实性描写,刻画出在科举制度下士子们的可耻、可悲、可怜的状态。虽然“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若不是多次亲历其境,饱受其痛其侮,是决不可能写得这样穷形尽相,入木三分的。

中国科举博物馆

蒲松龄为生活所迫,长期坐馆,有近五十年的塾师生涯。作为社会底层的贫寒士子,饱尝生活的艰难和屈辱,“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可谓夫子自道。对于“君子受艰难, 斯文不值钱”的现实有切身的体会,并在他的作品中有生动形象的描绘。

蒲松龄从二十多岁开始就外出做塾师教童蒙馆,年年过了元宵节号书上学,直到腊月二十三小年放学回家。东家要求塾师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教孩子上,所以塾师没有行动自由,连朋友都不能看,更不可能常常回家与家人团聚,致使“红颜有夫常守寡,书生有妻伴孤灯”。他对儿子说,“我为糊口芸人田,任尔娇惰实堪怜,几时能储十石粟,与尔共读篷窗前。”思家怀乡的苦闷由此可见一斑。但秀才要想谋得这样一个没有自由、薪水微薄的坐馆机会也殊为不易。他创作的俚曲小戏《闹馆》就是以喜剧的手法,叙述一个乡村教书先生委曲求全以求得一个落脚之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读来令人心酸泪落:

和为贵是个家景贫寒的读书人,饥荒年景无书可教,为求生路,不得不像沿街叫卖的小贩一样在街上叫卖自己的教书本领,希望能找到一个坐馆之处。他遇到一个既想教儿子读书又不想多花钱的人——大字不识的礼之用想为儿子请先生,和为贵低声下气地请求礼之用聘用自己,礼之用就再三降低报酬和条件,和为贵一再表示,什么条件他都可以接受。

礼之用说,我请先生,一天只管两顿饭,且是小米干饭和高粱饼,和为贵忙说:君子谋道不谋食,“且饱以德,不愿人之高粱之味也。” 礼之用说,我们家供先生用的被子又短又薄,还没有枕头只能枕砖块。和为贵忙说,“孔夫子有言: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何况有砖乎?”礼之用要先生到破庙里教书,和为贵也答应了,连声说好啊好啊,我一定按时打扫那破庙,不叫神佛断了香火。礼之用又说,如果下雨淋湿了我的儿子怎么办?和为贵说,背学生非挟泰山以超北海,刮风下雨,我对学生管接管送。最后,这位穷苦的教书先生干脆声明,他乐意像雇工一样替东家服务:

放了学饭不熟我把栏垫,到晚来我与你去把水担,家里忙看孩子带着烧火,牲口忙无了面我把磨研。扫天井抱柴伙捎带拾粪,来了客抹桌子我把菜端。

这哪是什么先生,分明是个廉价的仆役!写出了贫穷秀才谋生的艰辛。对于和为贵这个贫寒的读书人来说,在 “君子受艰难 ,斯文不值钱”的世道里,“有人成书馆,便是救命仙”。

科举制度让读书人一心只读圣贤书,但人一习八股,则心不得不细,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状不得不寒,肚肠不得不腐。一生像蜗牛一样缩进宋儒的经典之中,只会子曰诗云,没有其他可以谋生的手段,成为百无一用的陋儒。所以,和为贵感叹自己:“想当初念书时错了主意,倒不如耍手艺还挣吃穿。”对这个穷困潦倒的乡村塾师的神貌与心理的逼真刻画,作家对塾师生活的切身体验和对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寻幽烛微的观察。文字似轻松实沉重,似诙谐实悲酸。

蒲松龄对科举既爱又恨,这种矛盾贯穿了他的一生,他为未能走上读书做官之路而抱憾终身。当他的长孙中了秀才,他希望孙子“无似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足羞”。科举不利,仕进无门,蒲松龄的挫败感、羞辱感和失落感终生难以释怀。

蒲松龄故乡蒲家庄

科举选才的标准苛刻,以儒家经典禁锢人的思想,但像蒲松龄这样的高才之士,多具不羁之精神,很难适应这种选才模式,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何科举取士难得伟器。

蒲松龄把一生的失意和痛苦寄托于文字,成“孤愤之书”, 他坚信“古道不应遂泯没,自有知己与我同咸酸”。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对艺术的不懈追求,使得他能以寒微的乡间秀才、私塾先生的身份,跻身于世界文学的圣殿,成就了他“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的期待与传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