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史称(蒲松龄: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上)韦力撰)

发布:2023-02-11 01:01:56

《聊斋志异》可谓是中国最具知名度的神怪小说,然关于其作者蒲松龄却有着不少的历史疑惑,比如他的民族判定,直到今天也未得出最终的结论。

蒲氏家族有族谱递传下来,清康熙二十三年在修订《蒲氏世谱》时,蒲松龄写了篇序言,其在序中称:“按明初移民之说,不载于史,而乡中则迁自枣、冀者,盖十室而八九焉。独吾族为般阳土著,祖墓在邑西招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鲁浑,二讳居仁,并为元总管,盖元代受职不引桑梓嫌也。”也正因为这段话,引起了后世不同的猜测,当然正统的说法还是认为蒲松龄为汉族人,这种说法的依据,正是缘于蒲松龄在《世谱》中所言的“独吾族为般阳土著”,而般阳即今山东淄川,当今的蒲松龄纪念馆持这种观点。

蒲松龄史称(蒲松龄: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上)韦力撰)

蒲松龄撰《聊斋志异》清刻巾箱本

1981年7月2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蒲松龄纪念馆所写的《蒲松龄不是少数民族》一文,该文中有如下一句话:“蒲姓祖先是般阳(淄川)土著,连蒲鲁浑和蒲居仁也是当地人,因此,才说‘元代受职不引桑梓嫌也’。”但是,这个结论还是有人觉得有疑点。其可疑之处,也是因为《蒲氏世谱》序言中提到的“蒲鲁浑”,因为这个名字怎么读来都不像是汉人,于是有人认为蒲鲁浑是阿拉伯移民常用的姓名,故而断定蒲松龄是回族人,其理由称“蒲”字本是阿拉伯语中的“尊者”和“父亲”的意思,而“鲁浑”则是灵魂的意思。

对于蒲松龄的民族,第三种说法则认为其是女真族人,该说的依据也是因为译音,蒲鲁浑在女真语中是“布囊”的意思,并且这个名字也是女真族所常用者。但也有人对此表示异议,根据女真族姓名的习惯用法,蒲鲁浑只是名,而正常的称呼方式在这个名之前还有姓氏,而蒲松龄在族谱中仅称其远祖是蒲鲁浑,并且没有写出“蒲”字,故而袁世硕、徐仲伟合撰的《蒲松龄评传》一书则认为:“蒲松龄修族谱时追溯远祖至蒲鲁浑,他明显是将‘蒲’作为姓氏来看待的。”故而以“蒲鲁浑”作为译音来推导出蒲松龄为女真族人,似乎这个证据也不可靠。

余外还有第四种说法,有人认为蒲松龄是蒙古族人。这种说法有两点依据,一是蒲松龄的远祖蒲鲁浑、蒲居仁都当过元朝的总管,二是在蒙古人的名字中也有称蒲鲁浑者。同样,袁、徐二先生合撰的《蒲松龄评传》也对这样的判断表示了疑问:“但按元朝制度,路一级的首席行政长官——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而蒲松龄的远祖所担任过的总管是副职,一般由色目人、汉人(当时包括女真族人)担任。从这一点看,蒲鲁浑是蒙古人的可能性很小。”

之所以有以上的这些疑问,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蒲松龄没能考取功名,所以他的事迹流传甚少。其实原本蒲松龄是块学习的好材料,只是可惜他考运不佳,换句话说,他可能在其早年就用尽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运气。

蒲松龄很年轻就考取了头名秀才,当时的山东学政是著名的文人施闰章,这位施大人对蒲松龄的文章特别欣赏,但自此之后,蒲松龄在学业上的成就就此止步,之后他连续考了多年的山东乡试,却回回落榜,最终也没能中举,所以他也特别感恩施闰章。蒲松龄甚至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写入了他的代表作《聊斋志异》,该书中有一篇《胭脂》,内容写的就是施闰章做山东学政时,发现了东昌府秀才宿介平的冤情,最终为之平反。在此篇的结尾部分,蒲松龄写了这样一段感慨之语:“愚山先生,吾师也。方见知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抑,必委屈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

一辈子考运不佳,这当然让蒲松龄大感不平,他曾写过一首《大江东去·寄王如水》发胸中的不平之气:

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病鲤暴腮,飞鸿铩羽,同吊寒江水。见时相对,将从何处说起。

每每顾影自悲,可怜肮脏骨,销磨如此。糊眼冬烘鬼梦时,憎命文章难恃。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未能免俗,亦云聊复尔尔。

这首词第一句所说的“天孙”,就是传说中善于织锦的那位织女。按照古代风俗,每年的七月七日,就会有少女们向织女“乞巧”,唐代柳宗元曾写过一篇《乞巧文》,其实是借题发挥,他并不是向织女学习如何织布,他只是想得到做官与处世的窍门。而在这里,蒲松龄则是借用柳宗元的这个意思,来暗指当时考官的有眼无珠,所以他说,天孙老了,看不出谁才是真正的豪杰之士,这使得他无法取得功名,只能独自在狭小的书斋内黯然神伤。

《聊斋志异新评》十六卷,清刻朱墨套印巾箱本

在当时,参加科考取得功名,几乎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因此发完了牢骚,蒲松龄只能继续苦读,接着去参加下一场科考。可惜的是,他的希望依然破灭,这让他不断地循环:苦读——考试——落榜——发牢骚。比如他在康熙十四年再次落榜后,转年的春节,他请好友李尧臣喝酒,而后作了一首《水调歌头·饮李希梅斋中》:

为问往来雁,何事太匆忙。满斟一盏春酒,起舞劝飞光。莫要匆匆飞去,博得英雄杰士,鬓发已凌霜。梦亦有天管,不许谒槐王。

昨日袖,今日舞,已郎当。便能长醉,谁到三万六千场。漫说文章价定,请看功名富贵,有甚大低昂?只合行将去,闭眼任苍苍。

蒲松龄在这里大发牢骚,他感到人的一生是如此短暂,用不着整天为谋取功名而苛责自己,不如由之而去,高高兴兴地欢度此生。

显然这是科场考试以后的悲懑发泄,但只靠填词来发泄,似乎不能让他得到彻底舒解,于是他又把心底的愤懑写成小故事,比如《聊斋志异》中有一篇《叶生》。故事中的叶生是一位很有才气的书生,无论其文章还是辞赋,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但才气跟考运有时候并不能划等号,这位叶生就未能考取功名,以致抑郁而亡。显然这样的故事几乎是作者本人的自传,但叶生的结果恐怕绝非蒲松龄所祈盼者,于是乎他就把这个故事,话锋一转地继续写了下去。

故事中的叶生死后变成人形,又来到了人间,然后跟着丁公去了丁府,他在丁府上教丁公的儿子读书,因为叶生才气过人,果真教得丁公子考取了功名,这个结果让丁公特别感慨,觉得叶生有如此的才气,却落得这样的结果,于是替叶生出钱捐了个监生。后来叶生又去应顺天乡试,考中了头名举人,这个结果让叶生高兴得忘记了自己只是个鬼魂,高高兴兴地返回了故乡。蒲松龄在《叶生》中描写了叶生回到故乡后的情形:

归见门户萧条,意甚悲恻。逡巡至庭中,妻携簸具以出,见生,掷具骇走。生凄然曰:“我今贵矣。三四年不觌,何遂顿不相识?”妻遥谓曰:“君死已久,何复言贵?所以久淹君柩者,以家贫子幼耳。今阿大亦已成立,将卜窀穸。勿作怪异吓生人。”生闻之,怃然惆怅,逡巡入室,见灵柩俨然,扑地而灭。

叶生回到家门口,看到门庭破败,这让他感到哀伤,而后,他转到了庭院中,迎面碰到妻子拿着簸箕出门,看到叶生后,吓得扔掉了手中的用具,掉头而跑。叶生说,我今天终于发达了,三四年不见面,你为什么不认识我了?其妻远远地跟他说,你已经死了,哪里来的大富大贵?因为家穷,孩子又小,所以一直拿不出钱来埋葬你的棺材,现今大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们很快会给你立坟,请你不要再作怪来吓唬家人。叶生听到后,心中大感惆怅,而后走入内室,果真看到自己的棺材摆在那里,于是他倒在地上,瞬间就消失了。

蒲松龄写完这个故事后,在文后写了一段感慨的话:

嗟乎!遇合难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傲骨嶙嶙,搔首自爱。叹面目之酸涩,来鬼物之揶揄。频居康了之中,则须发之条条可丑;一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尔;颠倒逸群之物,伯乐伊谁?抱刺于怀,三年灭字;侧身以望,四海无家。人生世上,只须合眼放步,以听造物之低昂而已。

蒲松龄感慨人生的际遇太难说了,而作为一个学子,如果没能考取功名,就几乎变得一无是处,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伯乐呢?为什么那么多有才之人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看来人生在世,只能是按部就班,任由上天的安排吧。对于蒲松龄的这段感慨,清代冯镇峦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余谓此篇即聊斋自作小传,故言之痛心。”

蒲松龄为什么喜欢写这样的神怪小说呢?现今的各种资料中未有确切记载,但作者本人却在《〈庄列选略〉小引》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千古之奇文,至《庄》《列》止矣。……余素嗜其书,(《庄列选略》)书成,轩轩自喜曰:“以庄、列之奇才,今并驱而就七十子之列,宁非快事哉!”

蒲松龄撰《聊斋志异摘抄》十八卷,清刻本,序言

蒲松龄撰《聊斋志异摘抄》十八卷,清刻本,卷首

蒲松龄认为,《庄子》和《列子》是千古以来奇闻中的至品,而袁、徐二先生则认为:“由此可以看出,蒲松龄对奇谲浪漫的艺术传统的偏爱和热衷。”(《蒲松龄评传》)但这段引文还不能足够地说明蒲松龄为何喜欢聊鬼神的故事。康熙十八年,蒲松龄在给《聊斋志异》所写的序言中说:

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魍魉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

蒲松龄谦称自己没有干宝那样的才能,也就是他说自己写不出像《搜神记》那样著名的作品,但依然喜欢听别人给自己讲述鬼神的故事,还喜欢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时间长了之后,更多的人知道蒲松龄有着这样奇特的偏好,于是有人把自己听闻到的神鬼故事以写信的方式寄给蒲松龄,这才使他凑成了这样一部奇特的书。

这段话还是未能说明蒲松龄为什么有这样异于常人的嗜好。既然没有记载,那只能将其猜测为性格使然了。但他搜集故事的办法,却并非像他序言所讲的那么简单,相比较而言,邹弢在《三借庐笔谈》中的记录就要形象得多:

相传先生居乡里,落拓无偶,性尤怪僻。为村中童子师,食贫自给,不求于人。作此书时,每临晨,携一大磁罂,中贮苦茗,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蒇,故笔法超绝。

蒲松龄没能考取功名,显然心情不爽,他住在乡间,又没有什么朋友,为了生活,他在村中做小学教师,剩余的时间,他就给自己的这部作品搜集素材,而其搜集方式也颇为奇特:每天早晨他泡上一大壶茶,同时还带上一包烟,而后在村中的大道旁找个地方坐下来,只要有人从此经过,他就要拉着对方,请对方给他讲鬼神的故事,边讲边让人喝茶抽烟。他听到有意思的故事,回家后就将其记录下来,用了二十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聊斋志异》。

我依然好奇蒲松龄为什么要搭上成本、搭上时间来搜集这些对他而言并没有多大意义的鬼神故事,看来有些事情只能靠使命来作解释了。也许上天不愿意将这些趣事淹没在尘埃中,于是让高才的蒲松龄蹭蹬于科场,使得他有志难伸,只好把自己的才能用在记录这些有意思的故事上。

但人生的遗憾就是智慧依托于肉体。蒲松龄虽然才高,但毕竟还需要生活,于是乎他就成为了本县大户人家毕际有的西席。毕际有的父亲毕自严在明末做到了户部尚书,而毕际有的八叔毕自肃也做到了佥都御史,六叔毕自寅曾官南京户部主事,故其家不仅在当地,即使在山东一省也算是颇为显赫,毕际有在入清之后曾官南通州知州,后因故罢归,回到家乡做起了闲人。

这位毕际有算是文化人,虽然其文名比起外甥王渔洋就差得远。毕际有在南通做官时,也结交了许多的文士,他返回家乡后,就请蒲松龄到其家坐馆,蒲在毕家既是家庭教师,又是毕的师爷,他帮着毕整理文稿,以及撰写一些应酬文字。康熙十八年,毕际有在南通时的朋友陈维崧考取了博学鸿词科,而毕际有给陈写去的祝贺信,就是由蒲松龄代笔的。

蒲松龄跟东家毕际有关系处得很不错,他在毕家坐馆十五年后,毕际有去世,此后蒲松龄依然住在毕家,又达十五年之久,即此可证,蒲松龄不但与毕际有关系处得好,并且跟毕家后人关系也颇为融洽,否则的话,在他人家一住就是三十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其实更为有意思的是,毕际有还参与了《聊斋志异》的部分创作。该书中的两个故事是由毕际有所写,为了尊重东家的著作权,蒲松龄特意在这两篇文章后面注明,该文就是毕际有所写者。

因此说,蒲松龄能够成就《聊斋志异》,除了他天生的才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遇到了像毕际有这样宽容的东家。毕家颇具资财,毕际有回到家乡后,在旧居内还建起了一处园林,名为石隐园,而蒲松龄常在此园内避暑读书,并在此写过一些词作,比如他作过一首《贺新凉》:

名园台榭红窗显。远心亭、鸾惊鱼奋,墨文粉遍。幽似武陵溪畔路,止少村庄鸡犬。高士卧,尘嚣可免。齿上飞花明月夜,姑妄言、不必凭何典。

这首词描绘的就是石隐园的美景,此词的最后三句“齿上飞花明月夜,姑妄言、不必凭何典”,看来他又在这里请朋友们给自己讲鬼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