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对梁羽生的评价(梁羽生和金庸打笔墨官司 倪匡讥讽：梁羽生为自己增光)

上世纪50、60年代，在梁羽生、金庸等人率领下，新派武侠小说在香港等地兴起，并迅速进入繁荣发展阶段。梁羽生、金庸在报刊上连载的武侠小说，深受读者喜爱，以至于洛阳纸贵，极大地带动了报刊的销路。

人们一般认为，梁羽生因在《新晚报》连载《龙虎斗京华》，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篇鼻祖。而梁羽生之所以会发表《龙虎斗京华》，是接受了《新晚报》总编辑罗孚的邀请，因此罗孚被称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婆”。

《新晚报》是《大公报》下属的一份报纸。后来，罗孚升任《大公报》总编辑后，筹办一份《海光文艺》月刊。为了打开销路，同时为方兴正艾的新派武侠小说作一个小结，罗孚想出了一招：请梁羽生写一篇文章，来对梁羽生和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作品进行系统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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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人素有“文人相轻”的传统，这样的事情，吃力不讨好，梁羽生当然不愿意。后来，在罗孚反复做工作下，加上自己又在罗孚手下做事（任职《大公报》文史周刊“古与今”主编），不好意思违背领导的意思，梁羽生只好硬着头皮，结下了这份任务。

1966年，梁羽生写下了万字长文《金庸梁羽生合论》，以“佟硕之”的笔名在《海光文艺》发表。

众所周知，梁羽生虽然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篇鼻祖，但当金庸加入进来后，写出了一批更有影响力的武侠小说，风头一度盖过了梁羽生。梁羽生作为谦谦君子，在提及梁羽生和金庸名字时，均称为“金、梁”，且明确提出“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的说法，这种说法被外界所接受，形成新派武侠小说研究者的共识。

在这篇万字长文里，梁羽生从武技描写、侠义精神、人物描写、蕴藏思想等方面，对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进行了全面的评论。就以评论金庸而言，梁羽生的批评是中肯的，而且说到了点子上。

比如《射雕英雄传》中郭靖背负黄蓉前往一灯大师处求医的时候，黄蓉合着樵夫之歌唱了一曲《山坡羊·道情》，这首曲是元人作品，出现在以宋朝为背景的《射雕英雄传》中，属于年代错乱。

比如金庸在《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等武侠小说中的题目，使用了对联，但大多数不符合平仄，犯了对联的基本规定。

比如在武技描写上，金庸从《射雕》之后，越来越是神怪，其神怪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梁羽生，到了《天龙八部》中，甚至出现了匪夷所思的“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功”。

比如在人物描写上，金庸虽然擅长描写反面人物，往往把坏人刻画得入木三分，却又用力过猛，导致邪派写得太过不近人情，如《天龙八部》中，叶二娘每天要吸婴儿血液，南海鳄神要生食人心等。

事实上，就连金庸自己，也发觉了这些缺陷。毕竟，不管是金庸，还是梁羽生，在创作这些武侠小说时，都是为了在报刊上连载，为了适应报刊的快节奏和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有时候不得不牺牲艺术性，加强可读性。因而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后来，金庸在创作时，尽量避免了这些“雷区”，并在修订时予以纠正。例如，金庸在出版单行本时，就删掉了吸婴儿血、食人心的内容。

但是，由于梁羽生在万字长文中批评了当时如日中天的金庸（其实在文中梁羽生批评自己更多，更狠），在香港文坛引发了一番风波。金庸的好朋友、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倪匡先生，就忍不住 “炮轰”了梁羽生一通，说：“他（梁羽生）是想拉金庸来为自己增光……金庸、梁羽生合论？绝不可能！”

更让人有些无语的是，当舆论对梁羽生不利时，当初极力说服梁羽生写文章的罗孚，却站出来落井下石，指责“梁羽生当时对金庸有点不服气”，让人大跌眼镜。

由于风波越搞越大，金庸作为当事人，不得不出来说两句了。于是，金庸写了一篇《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也发在《海光文艺》，算是对梁羽生万字长文的回应。在这篇文章上，金庸部分地接受了梁羽生对自己的批评，也阐述了自己武侠小说创作的理解。

“君子和而不同。”在这番笔墨官司后，金庸、梁羽生仍然是惺惺相惜的朋友兼棋友。

2009年，梁羽生病逝后，金庸亲笔写了一幅挽联：“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

什么意思呢？金庸和梁羽生都是新派武侠小说家，又是媒体人，属于同行；他们都曾经在《大公报》工作，属于同事；他们都生于1024年，当然就是同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