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敏学的后人(毛主席大舅哥贺敏学,战功赫赫却无军衔,用一生演绎鞠躬尽瘁)

发布:2022-09-07 23:18:09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贺敏学一生的写照。

1988年,贺敏学离世之后,按照当时的规定,是要火化的。他的妻子李立英向福建省省委提出来:贺敏学一生为了新中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后受了七次伤,腰部至今还有一颗子弹没有取出来,希望火化后能将这颗子弹交给自己,至少可以留给孩子们当个念想。

但是当贺敏学的骨灰拿出来时,并没有找到那颗子弹。因此,贺敏学,这位副省部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子孙的遗物,就只有两套咔叽布遗物及内衣裤外,存款不足千元。

贺敏学的后人(毛主席大舅哥贺敏学,战功赫赫却无军衔,用一生演绎鞠躬尽瘁)

贺敏学

贺敏学出生于1903年,那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国家积贫积弱,百姓民不聊生。即使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贺敏学面对的也是日渐衰落的家庭。不仅如此,日复一日沉重的税负,打来打去的军阀割据,都深深震撼着这个小小的少年。

百姓太苦了,苦的让围观者都觉得难过。小小的贺敏学是读过《水浒传》的,梁山好汉是可以拯救黎民百姓的,那为什么自己就不能拯救黎民百姓呢?所以年少时的贺敏学想要当个英雄,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学武术。

学武术之时,贺敏学心里就埋下了保家卫国的想法。而在此后的人生当中,无论是领兵打仗还是游击战,亦或者后来的基层建设事业,贺敏学都始终坚持着保家卫国的想法,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将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当中。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贺敏学当时还在江西省永新县这个小县城。然而,“白色恐怖”并没有因为永新县的偏僻而受到影响,因为贺敏学早在1926年年初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所以他就和另外80多名共产主义战士一同被逮捕了。

刚刚23岁的贺敏学并没有被吓怕,反而和同志们一起在大牢里筹备组建党支部,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从年轻的贺敏学身上,看出来他强大的心理素质和能力。

随着永新起义武装起义的胜利,贺敏学和同志们都从大牢当中被解救了出来,贺敏学还成为了起义成功后的永新县的县委书记。可是,永新县的武装起义就像一记耳光一样打在了蒋介石政府的脸上,在全国对于共产党人士大肆捕杀的黑暗统治下,永新县一定会迎来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反扑。

认清这个局势之后,贺敏学果断将永新县的革命力量分成了三部分,其中一部分由他带领,登上了井冈山。贺敏学等人的行为,为后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蒋介石的“围共”、“剿共”政策并没有停止,后来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贺敏学在这里,大大小小参加了几十次的战斗。在这其间,贺敏学的胞妹贺子珍和毛泽东喜结连理,大家都以为贺敏学会因此有所不同,但是在贺敏学心里,他仍然是一个革命战士,不会有一丝丝的不同。然而,尽管贺敏学没有利用身份之特殊,为自己谋求一点点的特殊福利,但是却也因此,为自己此后的人生受到不公正待遇埋下了伏笔。

显然,对于1928年的贺敏学来说,他并未能想到这些,此时横亘在他面前的,是无数次国民党部队针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起的进攻。

1928年,国民党军队发起了针对共产党葛敏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而其中最凶险的,应该属8月下旬的黄洋界保卫战。彼时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没有重兵把守,只剩下三个营的兵力,怎么对抗此次前来围剿的四个国军团呢?

留守的几个头头都是急得团团转,怎么办?井冈山要是丢了,那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呢?可是要怎么用三个营去面对四个团的兵力呢?团长朱云卿不由得着急道:“要是我们也有炮就好了”,可是这个时候哪里会有炮?难不成让老天爷变一个出来吗?

正在这个焦急的时刻,贺敏学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原来在先前的战争中曾经缴获了一架迫击炮,虽然当时有毛病,现在也不一定修好了,并且也只有三发炮弹。但是这种时刻,总是有胜于无的。

这架炮击炮仿佛成为了大家最后的希望,为了这次保卫战的胜利,贺敏学马不停蹄地跑了四个小时将炮运了过来。正当大家打得筋疲力尽,以为有新希望的时候,又都傻眼了。总共三颗炮弹,已经有两个打出去都是哑炮了。

看着将士们疲惫不堪的面容,又看了看好不容易创立到的革命根据地,贺敏学只好将希望寄托在了这最后一颗炮弹上。

终于——响了。

尽管这最后一颗炮弹没能给国军造成多大的伤害,但是却让他们以为是红军的主力军回来了,只得落荒而逃。就这样,黄洋界保卫战,赢了!

而此后,黄洋界保卫战一跃成为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也奠定了贺敏学等人在军中的领导地位。至1933年3月,贺敏学升任红二十三军参谋长;同样也是从这一年开始,贺敏学开始体会到“特殊关照”的意思。

毛泽东与贺子珍

即使是在革命年代,党派之间的斗争也从未停止。1933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由于毛泽东此时失去了对于军队的指挥权,转由王明实际控制党内领导工作,随着党内“左倾思想”的日益盛行,党内针对毛泽东一派势力的清查开始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谁都懂,即使贺敏学有自己的主张,他和毛泽东也从未想过利用亲戚关系,为自己争取到什么好处,但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大舅子,有这层特殊关系的存在,就足够让他受到处分。

贺敏学自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是先锋和能力代表,然而在这一年,仅仅因为他对王明的领导和思路提出来了异议,就导致他收到了“围追堵截”,不停地给他泼脏水,质疑他的能力。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王明所领导的革命团体,进一步消耗毛泽东所掌握的权力时,包括贺敏学在内的贺家兄妹、包括毛泽东的兄弟在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刚刚升任红二十三军参谋长的贺敏学被撤销职位,调往当时的“红大”接受学习。

贺敏学及其家人

可这只是开始,更多的不公平待遇还在后边等待降临,因此即使后来贺敏学仍然为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直到1949年建国后,他才重新走回军参谋长的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原本打算参加抗美援朝的贺敏学,成为了华东军区建设防空事业,然而华东军区的防控事业刚有起色,他就又接到了转业地方的通知,从此投身了基层建设事业当中。

从1927年投身到革命事业,到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再到后来红军主力选择长征,贺敏学选择留在后方打游击,再加上后来参与华东军区的防空建设,直至建国,贺敏学已经在武装斗争的道路上走了26年。一个人的一生没有几个26年。

可是面对建设好的人民军队,建设好的华东军区防空部署,贺敏学拿起通知转身就走,去哪里呢?去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党和国家最需要他的地方。

1952年,贺敏学( 中)在华东军区防空军司令员任上与战友在一起。

上海一直以来都是国际大都市,能够影响国际对于中国的认识和看法,“对上海的建筑都进行修正”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因为这项工作既光荣又异常的艰巨。

为了能够稳定、有效地推进上海建筑工作,贺敏学来到上海以后,常常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游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一方面是为了了解上海建筑的现状,另一方面也是能够知晓百姓的生活状态。即使建筑修建的再富丽堂皇,最终还是要实现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就这样,贺敏学离开奉献了自己所有青春的部队,进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后,仍然坚持着为人民服务的信条。

可从上海到西安,贺敏学凭借一己之力组建起了上万人的建筑团队,修建起了包括中苏友好大厦在内的几十座重要工程,甚至在筹备完成西安工程管理总局之后,他仍然只是西安工程管理总局副局长。

在陕西的这几年,彭德怀来过,陈毅也来过。每一次来,没有人能想得到安排一个搞建设的副局长来接见“上面”来的大领导,然而每一次“上面”来的大领导都要问一句:“贺敏学在哪里?”

贺敏学在哪里?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浑身是土的指挥着工人干活。没人能把这个“土了吧唧”的人和彭德怀要见的人联系起来,更没人能把这号人物和毛泽东联系起来。所以当陈毅再次提起要见贺敏学时,大家都在好奇:难道贺敏学是贺龙副总理的弟弟?

没有人能够想得到,这个在工地里和工人们打成一片的小局长,竟然是一位老革命,他不仅和陈毅、彭德怀这些高级别的领导,有着与众不同的战斗革命友谊,他更是毛主席妻子的胞兄。就这样一个拥有特殊身份,并且立下赫赫战功的革命家,却仍然坚持和工人们在一起,为了祖国的建设事业而不懈奋斗。

1964年,贺敏学(左四)参加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时在天安门

事实证明,职位的高低从来不会影响到一个真正愿意为了人民,而不断付出的人的初心。即使后来有机会调到中央,成为建工部第一副部长,但是贺敏学还是选择了到福建去,担任福建省副省长。从中央到地方,从部委到省委,贺敏学没有犹豫,毅然决然地走向了更需要自己的地方。

今天的福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但是昔日的福建却因为战争,而百废待兴。贺敏学来到这里,无疑是面对着一块巨大硬骨头。怎么啃这块硬骨头,就是横亘在贺敏学面前的难题。

福建这块硬骨头还没有搞的定,很快就又迎来了文化大革命,在这段特殊时期,接管福建的人好巧不巧,就是时任福建省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死对头。为了逼迫大家站出来揭发检举叶飞,包括贺敏学在内的多人都被关进了看守所,白天被批斗,晚上写报告。

贺敏学自认为是老革命,他不认同其在文革当中存有的问题,更何况叶飞并没有什么过错,所以他无论如何都不肯诬陷叶飞。然而,因为贺子珍的特殊存在,以及贺敏学自身不肯低头认错的态度,以江青为首的造反派如何肯放过他呢?

大家都说贺敏学在无数次批斗当中连头都要仰着,怎么也按不下去,这足以展现出来他的气节。然而,只有贺敏学的秘书陈公石知道,在连日以来高强度的批斗下,贺敏学病倒过。

为了让贺敏学的夫人李立英放心,陈公石到处求人才获得了探视的资格。当时隔一个多月以后再次见到自己的老首长,陈公石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眼前这个被摧残的又黑又瘦的老人就是自己的首长。

陈公石还没有从老首长如此憔悴的震惊当中反应过来,贺敏学突然嚎啕大哭。这个曾经为了新中国上刀山下火海,丝毫没有怨言的男子汉,在连日以来的摧残和折磨之后,在肉体和精神经历着双重打击之后,终于也在自己的秘书面前绷不住了。

有委屈,有压抑,有悲愤,也有深深的无奈。可是贺敏学不知道的是,不只是他,他的秘书,他的家人,甚至是远在乡下的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同样也在经受着严重的折磨。甚至最终他老家的哥哥嫂嫂不堪重刑,活活被人折磨死了。

同样绷不住的还有贺敏学的妻子,李立英。1903年出生的贺敏学那时已经60多岁了。早年间的南征北战,以及这些年来坚持奋斗在建筑的第一线,早已让贺敏学的身体伤痛不断。一个浑身是旧伤,又早已六十几岁的老人,如何经得住每天十几个小时低头弯腰罚站这样的折磨呢?

李立英知道丈夫不愿自己以及妹妹贺子珍和毛主席的旧事被人知道,可是被逼无奈之下,只得给远在北京的侄女李敏打过去电话求救。毛泽东知晓后,迫于特殊原因没有办法直接指示释放贺敏学,只是告诉李敏“你舅舅是个好同志”。最终还是李立英拿出来了一封当时毛主席跟贺敏学所通信件,找了可靠的人,带给一位军区大人物看了之后,这位大人物瞬间明白了贺敏学的特殊身份,这才同意放人。

贺敏学认死理,人又执拗。当知道自己要被释放时,非要抓他的人说出来为什么要抓他,又为什么放了他。造反派哪里能讲的清楚这些呢,最终还是连哄带骗才将他送回家中。

回到家中,贺敏学首先是气愤妻子竟然拿出来了毛主席的信来救自己,怕给毛泽东还有贺子珍带来麻烦,第二个就是时时忧心那些一同被关起来的老战友。

他常说:“他们说这个是叛徒,那个是“走资派”,这个是反革命,那个是坏人,简直是无稽之谈,是政治迫害!当年参加革命,谁不是提着脑袋干的,哪来这么多叛徒?”

即使自己受到了非常多的迫害,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坚持真想和真理,明明是配合着揭发检举就能避免掉的迫害,但是贺敏学还是从不低头。撑得下去就要撑着,撑不下去,当当七尺男儿痛哭一场以后,回来还要继续撑着。这就是属于那个时代,老革命家们所经历的人生。

贺敏学也痛哭过,第一次是经受不住不分白天黑夜的批斗、写检查病倒后再见到自己的秘书而哭。而第二次,则是因为家中成分,为了不给父亲添麻烦,唯一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的女儿汪洋,也要自觉去报名上山下乡。

那样一个时代,生活在黑暗里的人们匍匐前行,没有人知道这个时代什么时候会结束,自己什么时候能再见女儿一面。更重要的是,担心女儿远走他乡后,是否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以及拖累女儿的愧疚感,贺敏学再一次在看着女儿的背影渐行渐远后,转身嚎啕大哭。

贺敏学、李立英和他们的女儿们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更何况是一个对于一个上刀山、下火海,见惯了各种场面的老革命家呢?可是,这十年里,贺敏学痛哭过,哀嚎过,却没有一天撑不下去要自杀过。即使在送走女儿后,自己只有一条狗可以做伴,即使这条狗在某一个深夜被人活活打死又放在家门口,即使连妻子李立英都说:“当时关系错综复杂,老贺既要处理好与贺子珍、毛泽东的关系,又要留意叶飞死对头的打击,还得留意江青的害,难啊!”贺敏学都从未想过放弃抗争,更从未想过放弃生命。

就这样,贺敏学撑过了黑暗的十年,撑过了被人迫害的长夜,最终迎来了光明。可十年浩劫过去了,贺敏学已经73岁,早已是一个年过古稀的老者了。但贺敏学仍然重新披挂上阵,再次出任建委主任,决意要将自己所有的生命都奉献给祖国。

而后的几年里,为了拨乱反正,贺敏学先后出任了四届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到了1979年,又被增选为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这些工作需要他福建、北京两地跑,尽管已经是70多岁的高龄,但贺敏学仍然乐此不疲,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就是他最开心的事情。

因为一生都在为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所以贺敏学后来出任纪委的第四书记,主管拨乱反正后的主要工作时,大家也依旧非常信任他。他站在那里,就是纪委的标杆,就是纪委“明镜高悬”最好的标志。

然而,人总是有老去的那一天。尽管已经80多岁,贺敏学仍然奋战在第一线,一开始是经常性的咳嗽,他没有在意;后来是咳嗽的痰中带有血丝,他还是没有在意;身体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毛病时,他依然没有在意。即使是后来查出癌症,也是因为每一年例行公事的体检,他从来不肯浪费自己的一点时间在其他事情上。

检查结果出来后,他对妻子说:“我希望趁着脑子还不糊涂,为国家和福建的经济腾飞多出些力,再做点事,希望你们不要阻拦我,否则让我躺在床上不动,即使多活几年我也不干。 ”

就这样,贺敏学重复在病倒了去医院,病情稍稍有所控制就选择出院坚持工作,他已经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了。

而对于不久于人世的他而言,唯一放心不下的,便是当初文革时期怀疑他有的历史问题。

那是在遥远的1935年。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的主力军选择长征,只留下少数人马由陈毅带领进行游击战,贺敏学就是其中一员。这一年的十月,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

为了能够解决掉这几支让蒋介石如鲠在喉的游击队,国民党命龚楚以“中央军区邀请各游击队主要负责人开会”为由,想要将他们一网打尽。尽管贺敏学有些怀疑,但是还是如约到会,而现场的情况让他意识到这其中有诈,立刻想要逃离开会的地方。

龚楚知道贺敏学已经意识到不对劲,趁贺敏学转身的间隙就示意手下开枪,贺敏学凭借矫捷的身手,迅速借助山区丛林优势逃走,却也因为对方人多势众而腿部受伤。

山林当中容易隐藏,却也不容易走出去,更何况贺敏学受伤的腿发炎也越来越严重,在不知走了多久过后晕死过去。

受伤后的贺敏学是被路过的一位老伯救下的,因为腿伤,便在这位老伯的窝棚里休养了好多日。最终凭借着一路打零工,一路作掩护才又顺利找到了部队。

然而,仅仅因为这件早年间的经历。在文革时期不少人抓住这一点,非要逼迫贺敏学曾经投敌叛党。这对于一个一生都为了党和人民,而不断前行的革命战士来说,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时隔51年,贺敏学趁着陈丕显来到福建视察工作的间隙,申请要和这位老战友见面,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还自己一个清白。

陈丕显看着当时由于自己没有给出具体结论,而遭到了如此多不公正待遇的老战友,心中也是五味杂陈、愧疚万分。对此,陈丕显向贺敏学表达了深深的歉意,并郑重向他道歉。这样,贺敏学最后一段心事也就放下了。

贺敏学在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和两个妹妹的孩子们,他不断叮嘱要他们为国家好好做贡献,只有他们的工作有了成绩,他才能安心地闭上眼睛。

就这样,为了国家奉献了自己一生的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闭上了自己的眼睛,生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孩子们当好中华民族建设者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