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有没有张骞列传(历史的尘埃——张骞西使新说(二))

　　《史记·大宛列传》又载：“[张骞]留岁馀，还，並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馀，单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初，骞行时百馀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今案：此处所谓“南山”，指西域南山，即今喀喇昆仑、昆仑、阿尔金山。而张骞归途很可能沿南道，经于阗、扜罙後，抵达位於罗布泊西南之楼兰，复北上至泊西北之姑师。《史记·大宛列传》前半部留下了这四国的记录，表明张骞很可能是经过姑师之後再次被匈奴拘捕的。张骞“並南山”应是事实，但结合同传“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的记述来看，却未必果真穿越羌人地区。“欲从羌中归”不过是他的打算，很可能他在知道“羌人恶之”後，便採取了“少北”的路线，结果又为匈奴所得。又，张骞再次被拘留後，很可能同前次一样，被“传诣单于”，並被押送至原流放地（因而得会其胡妻，终於相偕归汉），直至军臣单于（前161－126年）死後，纔乘乱得脱。

　　张骞之归年，《资治通鉴·汉纪》繫於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军臣单于即死於是年。由元朔三年上溯十三年，则张骞动身於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13]据此推算，建元二年至元光六年（“十馀岁”）为首次被匈奴拘留时期。元光六年（前129年）自匈奴中得脱，抵达大月氏。元光六年至元朔元年（“岁馀”）为滞留大月氏时期。元朔元年（前128年）末踏上归途。元朔二年初至三年（“岁馀”）为再次被匈奴拘留时期。元朔三年归汉。[14]应该指出的是，张骞滞留大月氏期间，发生了塞人入侵安息事件，这很可能是大月氏第二次西迁引起的连琐反应。这一事件最终导致了《汉书·西域传》所见“乌弋山离国”的成立。张骞的报告对塞人入侵事件並未涉及，也许是直至他踏上归途，消息尚未传至大月氏的缘故。

　　张骞第二次西使，旨在为汉联结乌孙，夹击匈奴。结合《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和《汉书·西域传》等有关记载可以考知，乌孙本来遊牧於哈密一带，很可能一度役属月氏；前177/176年，匈奴冒顿单于大举进攻月氏；月氏放棄故地西迁；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溃败的月氏人衝击乌孙的牧地，杀死了乌孙昆莫难兜靡，时难兜靡之子猎骄靡新生，其馀众因持此遗孤投奔匈奴。猎骄靡长成後，军臣单于令率其族人守卫匈奴西界。前130年，猎骄靡在匈奴支持下，远征伊犁河、楚河流域。军臣单于死後，猎骄靡不复“朝事”匈奴。因此，张骞第二次西使，就其目的地而言，和第一次並无二致，也是伊犁河、楚河流域。

　　张骞使乌孙的目的，具体地说是“招以东居故地”，“以断匈奴右臂”。如前所述，乌孙故地在今哈密一带。其时因浑邪王降汉，这一带“地空无人”。其地若为汉之盟国控制，对於隔绝匈奴与西域的联繫确实能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不妨推测，张骞於建元中出使时，也有招诱大月氏东居故地的计划。

　　此外，《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建议武帝联结乌孙时称：“既联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则使乌孙尚有开＋东西道的用意在内。盖据同传：“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汉使焉”。可见至少在张骞使乌孙之前，乌孙作为匈奴的属国，事实上妨碍着汉与西域诸国的交往。

　　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使乌孙时，武帝“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齎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国”。可谓盛况空前。但是，张骞抵乌孙致赐谕指後，由於乌孙“国分，王老，而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专制”，又一次“不得其要领”而归。“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此举意义重大。“盖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可以说这是乌孙走上与汉结盟道路的开始。而乌孙的向背，对於西汉最终战胜匈奴至关紧要。张骞使乌孙虽不得要领，却收效於日後，筚路蓝缕之功，诚不可殁。

　　《史记·大宛列传》又载，“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今案：副使所使诸国大致就是张骞首次西使亲临和传闻诸国。其中，于窴、扜应该是张骞首次西使途径的南道国家，而所谓“大夏”，或即役属大月氏的若干原大夏国“小长”。

　　值得注意的是，上列诸国中没有楼兰和姑师，而如前述，这两国也是张骞首次西使取南道归国时经过的。它们之所以没有被提到，与其说是传文的省略或遗漏，不如认为张骞使乌孙时曾经过这两国。既然正使亲临，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另遣副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