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王光美(王光美追悼会：现场气氛哀痛，儿子刘源表情沉痛)
2006年10月13日，前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刚过完85岁生日，就在北京的居所中静静辞世。北京305医院为王光美老人设立了临时灵堂，许多人听闻后前来吊唁，为王光美献上花圈，表示了自己心中的遗憾。
在王光美追悼会上，现场气氛哀痛，儿子刘源表情十分沉痛。
灵堂上低沉婉转的哀乐声在人们耳边回荡。灵堂中央，王光美身披党旗，安详地长眠在盛放的鲜花丛中。
儿子刘源、女儿刘亭的表情十分悲痛，他们与其他刘少奇的儿女们站成一排，为他们的光美妈妈送行。他们为王光美手写的“亲爱的妈妈，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条幅醒目地挂在灵堂上，旁边挂着单纯稚气的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触写下的卡片：“奶奶一路走好”。
两位特殊的客人在这时悄然到来。他们是刘少奇和王光美的特型扮演者，郭法增、刘袖杰。他们的到来勾起了人们对两位老人的种种回忆，现场响起一片啜泣声。
江青同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也到了现场。她嘱咐儿子王效芝，竭力帮刘源叔叔打理一切。李敏、毛新宇、邵宇也都到达了现场。已经93岁高龄的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不顾儿子的阻拦，坚持坐着轮椅前来送别。
告别室外，悬挂着写有王光美老人名字的一幅对联：“光明胸襟存正气于公于私可昭明月，美善心灵蕴大德为国为民堪立古今”。刘源静静地看着身披党旗的母亲，强忍泪水。他缓缓向母亲行了一个军礼，手捧着母亲的遗像，目送灵柩被送上灵车。他回忆王光美时说道：
“母亲身上几乎具备了东方女性所有的传统美德。不论以什么身份出现，她总是力求做到最好。在她为国家元首夫人时，她默默地尽心辅助和照顾父亲；在风暴袭来时，她勇敢地站在父亲前面，承受着狂涛般的侮辱诽谤，无怨无悔；
在经历12年单人牢房囚禁、身心遭受极大摧残时，她从不动摇对父亲、对人民的信任；在晚年，在几乎已经不属于她的时代，她仍然以病弱之躯为中国贫困母亲们奔走呼吁……作为母亲，她从不对孩子发脾气，但却很有原则，从不放松要求。
在我年纪尚小还不能当兵的时候，每到假期里，母亲就会让父亲叫我去和哨兵一起站岗，学习解放军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作风。”
王光美祖籍天津，1921年9月26日出生于北京。
父亲王槐青毕业于日本名校早稻田大学，曾经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工商司长，与廖仲恺是留日的同学，曾以公使的身份出席过巴黎和会；母亲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家庭，毕业于北洋女子师范大学，一生致力于革命和妇女解放的事业。
王光美出生时，她的父亲正在美国参加九国会议。这时他接到了家里传来的电报，得知自己喜添千金，他十分高兴，自己的第一个女儿终于出生了。他为女儿取名为“光美”。后来王家又添了四个女儿。
王家兄妹11个，王光美排行第七。出身政商结合的富有家庭，从小她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王家对他们兄妹的品行和学业要求都很严格。
王光美
王光美天性活泼，天资聪颖，为学又勤奋刻苦，很快就考上了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物理系，以全北京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成为一名硕士生。这是中国第一位原子物理女硕士生。学成后，由于优秀的学业表现，她得以留校任教。
后来经过刻苦钻研，她又拿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两所学校的全奖博士生名额，准备动身前往美国求学。在北京的时候，母亲就时常接济地下党的秘密人员，为他们提供便利。在这一时期，宋汝棼作为地下党员活动时，就寄住在他们家。
刘少奇曾在一次家庭会议上动情地说道：“外婆是革命的外婆。她一生培养出来的11个儿女，其中有10个大学生，6个是共产党员。”在这种家庭氛围下，王光美也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教育，很早就对共产党和工人运动有所好感。
她在大学求学任教的时候，抗战全面爆发，民族生死存亡于一线，有识之士纷纷投身民族抗战的救亡图存运动中。
王光美的三哥王光超时常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购置药物，并冒险送往解放区；她的四哥王光杰是中共地下党员，负责联络中共北方局与延安和敌占区，通过电台输送大量情报；
四个妹妹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在与社会进步思潮若有似无的频繁接触中，王光美和崔月犁结识。崔月犁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卫生部的部长。这时他作为一个共产党进步人士活跃着。他时常为王光美介绍一些进步书籍，这使她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
1946年，抗日战争刚结束时，蒋介石假意要求和平。美国为了自己在亚洲的利益，对国共关系进行调解，成立了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军调处成立后，中共对于翻译的人选感到相当头疼。这个人需要靠得住，又需要有过硬的技术。
后来辗转经过崔月犁的介绍，中共选择了王光美担任翻译工作。那时，李宗仁和王光美父亲认识，他见到王光美和一众中共要员站在一处时还吓了一跳，试探问她：“美国你还去吗？”王光美敷衍回答：“以后再说吧。”
最终，国共美三方的谈判破裂，军调处的使命结束，王光美也结束了她在军调处的工作。此时王光美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赴美求学，成为一名科学家，而另一个选择，则是跟随共产党前往延安。
思索再三，她放弃了科学家的道路，跟随中共前往苏区。原因是成为一名科学家是只为成全个人的利益，而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前往延安进行抗战，却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做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她决定选择后者。
虽然此时，她还尚未入党，但在半年多的翻译工作中，她从军调处中共同事的口中无数次听到“延安”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心向往之的革命圣地！她对那里充满了好奇和想象。
在半年时间里，她深深为同志之间淳朴的革命情谊感染，深深地向往起延安那种官民一体的生活。王光美活泼开朗的性格，也让共事了半年多的中共领导们印象深刻。
于是当结束了军调处的工作后，上级询问她是要前往美国还是随着党一起去延安时，她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尽管假如她选择去美国，以她的天资和刻苦毫无疑问会成为成为杨振宁或李政道的学姐，甚至成为第二位吴健雄。
1946年11月，王光美登上飞往延安的飞机。她告别在北京的亲人，踏上了这架专门为国共美三方谈判专用的飞机。和她同舱的有两个人，一名外国人，衣着打扮应该是美国的现役军官，另一位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年轻人。
他们亲切地交谈起来，才知道原来这位年轻人是中共谈判首席代表周恩来的秘书宋平。飞机落地后，是李克农夫妇亲自迎接。
李克农夫妇
她不禁回忆起，半年前她忐忑地踏进“翠明庄”成为军调处翻译时，也是李克农亲自热烈地迎接了她。这让甫一踏上延安土地的王光美就倍感亲切，拂去了她的离乡之情，她情不自禁道：“啊，到家了！”王光美被安顿在军委外事组，仍然承担翻译的工作。
她回忆起初次见到刘少奇，是和几个相熟的同事一同去朱德朱老总那里串门。因为和朱德也相熟了，大伙在他面前也惯常无拘无束地玩闹起来，还缠着他讲故事。朱德被闹得没法，就把几个青年人带到刘少奇那里去给他作了介绍。
王光美不知道她见到的是刘少奇，只知道是一位首长。当时他正趴在办公桌前写东西，看到朱德带着一众青年过来，就十分欢迎。但是屋里容不下那么多人，他和青年们就来到了院子里。
他很是严肃认真，一一和青年们握手，让人搬来小椅子给青年们坐着，王光美回忆起来，还笑说特别像领导接见似的。青年们和他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刘少奇曾经长期领导北方局，见王光美从北平来，还特意问了问她入党了没。王光美回答，还没入党。
她大着胆子问：“中央领导能帮助我们这些新来的青年人入党吗？”刘少奇回答：“那得看我有没有空再说了。”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后来刘少奇到外事局参观，也进入了外事局几个青年的屋子参观。
当时任外事局副部长的王炳南觉得奇怪，外事局是归周恩来管，怎么刘少奇还经常过来转转，还时不时转到了女生宿舍。当时大家谁也没有想到刘少奇的心思，他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人，也很少表露自己的内心想法。
1947年3月5日，这一天对于王光美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当时还是朱德秘书的黄华通知王光美说，刘少奇找你谈话，你快去吧。王光美为难了，她不认识到枣园的路。黄华笑着说，他已经找好了一匹老马，能给你带过去的。
就这样王光美骑着老马，任老马自由地步行。老马果然“识途”，沿着延河慢慢行走，就把王光美送到了枣园。走进刘少奇的居所，他问王光美吃过饭没有。王光美是吃过饭才来的，于是刘少奇拿出了几个梨子给王光美，边吃饭边和王光美谈话。
她注意到刘少奇的饭很特别，米饭上面放着一瓣蒜。后来她才知道，刘少奇因为忙工作，长期下来胃部出了毛病，有人告诉他蒸米饭的时候在上面放一瓣蒜对胃比较好。
这次谈话，王光美说到之所以之前一直迟迟没有提交申请，是因为读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后，觉得自己有所不足，迟迟不敢提交申请。
刘少奇就和王光美谈到了青年人怎么看待知识、如何树立人生观和世界观，如何要求进步，谈到了端正入党的动机。他对王光美说：“假如组织第一次没有批准你的申请，指出了你的错误，以后你考虑了之后还可以再提。”
谈话进行了许久，回途时王光美还是骑着那匹老马。可这次老马却狂奔了起来。王光美回忆起来还是觉得这次“约会”十分有趣，说老马饿了，谈话谈太久了。还好当时她还年轻，没有被甩下来。
不久后，胡宗南对延安进行进攻。周恩来、叶剑英和延安同志开会后，决定临时将中央迁到瓦窑堡。王光美和同事被分配到晋绥，一路步行来到晋绥进行土改。
在这里，她遇到了路过的刘少奇。刘少奇这时问她，要不要跟随他去晋察冀进行土改？王光美当时想法也比较单纯，觉得离开集体不好，就委婉地拒绝了。后来和同事们一同闲聊起来，听闻刘少奇的夫人很早前已经就义。但那时两个人的身份相差很大，王光美也就没有多想。
到了西柏坡，王光美和刘少奇的来往也渐渐多了起来，她也发现了刘少奇好像比较愿意跟她讲话。
有一次到了他的屋子里闲谈，他想看时间的时候，发现表不走了。王光美觉得，很多细节里可以看出刘少奇缺少一个好好照顾他的人。如果他真的对她有意思，她愿意来当这个照顾好他的人。她当即说，她来修。
后来刘少奇跟她求婚。他们的女儿刘亭谈到她父亲对母亲的求婚，笑着批评：“太不浪漫了。”她的母亲王光美也表示认同，哪有向女青年求爱的时候，说他自己工作忙，还有五个儿女，身体条件也不好，还希望她认真考虑。
但王光美觉得刘少奇特别坦诚，人也特别专心且认真。
1948年8月21日，刘少奇和王光美在西柏坡平日居住的土墙瓦顶房里举办了一个简朴的婚礼。从此她甘愿退居幕后。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她写道：“向马克思夫人看齐。”
三、国家副主席的背后：得力的助手，贤淑的妻子婚后的日子是平淡无奇的。刘少奇带给王光美的是一个大家庭。他在前几次婚姻里留下了五个孩子。此外，王光美还立志要成为刘少奇最得力的助手。刘少奇在他自己的办公室旁为王光美安排了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小办公室，她依然从事翻译工作。
得空也帮刘少奇做报纸摘录，为他节省了很多时间。刘少奇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工作狂，承担他秘书事务是很不容易的，琐碎而繁杂。但上上下下，她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有时刘少奇因繁忙而忘记的一些比较细节性的事务，她都会有技巧地进行提醒。
她谨记婚前与李克农的谈话，李克农嘱咐她，不该知道的不要问，领导之间的谈话不要听，要注意保密纪律。就这样，刘少奇的办公桌她也没有近前过。
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十余年里，条件特别艰苦，还要时时与危险复杂的形势抗争。这个时期，刘少奇的第一任夫人何葆珍在南京雨花台就义。
刘少奇肩上负担的担子太重，不得已将与何葆珍所生的刘允斌和刘爱琴托付给了他在白区工作时的老朋友处。1939年刘允斌与妹妹刘爱琴从延安一起被送往莫斯科就读国际儿童院进行学习，一呆就是十余年。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后，她就将刘少奇流落在外的儿女一一寻回。1949年，刘爱琴回国后只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汉语讲得磕磕巴巴的，对新中国的环境也不能适应。这段时间，王光美帮了他们很多。
她拿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字一句地教会刘爱琴，帮助她融入这个百废待兴的新国家次子刘允若长期流落在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受过到过系统教育。王光美就把他接回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耐心教他认。
她悉心教导，给他们讲解革命理论，还帮助他们归纳好笔记。在王光美的耐心教导下，刘少奇的儿女们很快适应了环境，掌握了母语。后来刘允若以优异的成绩被送往莫斯科学习导弹设计专业，王光美功不可没。
王光美对刘少奇的儿女们，包括她自己生育的儿女们，都是一视同仁，不让他们之间产生矛盾。她深知只有家庭和睦，才不会影响到刘少奇。刘少奇前妻留下的孩子们都很喜欢王光美，都亲切地称呼她为光美妈妈。
在他们庞大的家庭里，一共有九个孩子。家庭日常消费也是一笔巨额的支出。每当拿到工资，她就单独把刘少奇的营养费拿出来，接着是九个孩子的营养费，她自己的餐费是最末等的。在她悉心的照料下，刘少奇的胃病再也没有犯过。
在刘少奇和王光美身边工作过的人，流传着一个“钱柜事件”。
1963年，王光美要去参加“四清”，临走前把一个钱柜交给刘少奇，刘少奇又转交给他的机要秘书刘振德，说现在要他来管管。他一听，哎呀是钱柜，需要先数数，别回头成了“四不清”干部了。刘少奇没在意，说里面没多少钱，让他全权处理。说完就去接着忙工作了。
刘振德打开“钱柜”，数了数，连纸币带钢镚只有二十九块多，另外还有一个纸条，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给炊事员郝苗、给外婆、给卫士、给赵阿姨……给身边人的费用和补助全部清清楚楚地记着，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
刘振德这才直观感受到王光美操持一个大家庭的不易。尽管生活拮据，但夫妻俩从不多占国家一分钱。出差和夜班补助夫妻两人加起来每月有18元，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月薪了，但他们连补助也是能不领就不领。
因“十年动乱”，在王光美入狱的十二年间，幺女刘潇潇由义仆赵淑君抚养长大。她甚至从6岁过后都没见过王光美一面。王光美出狱后就教导刘潇潇，要待赵阿姨像亲生母亲一样。直到王光美去世，赵阿姨依然和她们一家人住在一起，如亲人一般相处。
四、建设“幸福工程”，为这世间播撒更多的光和爱十二年牢狱生活后，她被安排住到了翠明庄。兜兜转转三十载，曾经引导她向着革命生涯前进的第一站，如今又回到了这里。她的家庭始终是回不到过去了。她的母亲董洁如、丈夫刘少奇、长子刘允斌已经去世。
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开朗活泼的王光美变得害怕与人交流，说话做事也时常对应不上。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渐渐地拾回了从前的生活，也重拾起了积极乐观。
1980年2月，王光美拖着病躯仍然四处奔波，她与刘家儿女们一同搜集了170多卷档案，与中央组织的调查组收集的420卷档案合并，共同努力，使恢复刘少奇名誉的决议得以通过。
5月19日，在北海舰队的护卫下，王光美带领子女，完成了刘少奇的最后一桩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向大海。逝者如斯，她选择了对所有人、所有事都秉持宽容谅解的态度，她更喜欢向前看。
毛泽东去世后，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身患重病。当时她已经离异，日子过得十分困难。王光美出狱后，带着赵淑君找到李讷，帮她重新安家，照料她，帮她做家务。
后来李讷身体复原后，与王景清结婚，开始了新生活。王光美听闻后特别高兴，李讷对于王光美充满了感激。后来毛刘两家人坐到了一起，赵淑君也到场，席间欢声笑语不断。
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儿子刘源在欢宴上说道，他想起了苏轼的千古名句：“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形容这次相聚，甚是贴切。
1995年，王光美开始了一项利国利民的慈善事业——“幸福工程”。这是一项专门资助陷入贫困中的母亲的一项慈善项目。王光美拿出了家传珍宝，通过拍卖得到50万元，将之悉数捐献给了这项工程。她本人也投身到了这项工程之中。
在王光美的带领下，各界人士也纷纷慷慨解囊。截至2005年10月，“幸福工程”10周年之时，这项慈善工程已经累计投入3.1亿元资金，救助贫困母亲15.4万户。王光美在这10年间担任领导，运营着这项事业。
但狱中岁月，她的健康遭受了极大损害，身体情况已经不允许她承担大量的工作，医生和家人也都劝诫她减少工作量。女儿刘亭为她承担了一部分的职务，大大减轻了她的负担。但即便如此，健康曾经遭受的损害加上出狱后的奔波劳累，她还是罹患了癌症。
直到2006年逝世时，她将一生85年的年岁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她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坎坷，却没有意志消沉，仍然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来面对这一切。
她堪称是新中国最传奇的女性。从毅然放弃前往美国深造，到延安进行革命，到退居幕后成为国家主席的夫人，默默为革命燃烧着自己的青春岁月。在经历十二年无妄的牢狱之灾后，面对亲人离散，她也依然坚持着乐观和积极的生活态度，继续向前看。
不仅为家人，更为许多不相识的、身处困难之中的人送去力所能及的帮助。她是由那个时代孕育出的独立女性的典范，散发着无双风华。她的坚强、无私、博大、乐观，和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一起，为党和人民所做出的的一切贡献，将会永远为世人所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