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的评价100字(宋末三杰之首，文天祥为何影响力这么大？明清：没我他是谁？)

文天祥为国尽忠，为臣死节，为臣民树立了完美典范。元代，经过士人群体的宣传和塑造，其忠臣义士的形象逐渐成型。明清时期，皇朝出于宣扬纲常、推行教化和稳固统治的目的，不断对文天祥予以褒扬、追谥，甚至从祀文庙；对其祠堂，则以官方的名义岁时遣官致祭。明清官方对文天祥的尊崇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

受此影响，以江西籍为主的士人群体积极行动，推动各地的文天祥祠堂的普遍建立。在官方和士人的合力下，文天祥被打造成维护纲常、践行忠孝节义的代表性人物。

1368 年，朱元璋于应天府称帝，明朝建立。此时距文天祥被杀不远，对于明朝来说，文氏是距离最近的忠义典型，又以反元著称，此与明朝推翻元人统治，素以恢复汉唐自许十分契合。故整个明代文天祥一直受到官方尊崇和重视，这起始于明太祖朱元璋，嘉靖《海丰县志》载：

文信公最先被执，视死如归，摧而益励，成仁取义，无愧圣贤之训者，古今一人而已。谓其收三百年养士之功，信不诬也。高皇帝驱除胡元，为宋雪耻，嘉公之忠，特隆祀典，敕封为天下都城隍之神，建庙金陵，与历代帝王之庙制相埒。

据上述记载，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褒奖文天祥，作了两件事，一是敕封文氏为天下都城隍之神；二是建庙金陵，岁时祭祀，并将庙制规格提高到与历代帝王庙相同。朱元璋此两项举措，对文氏的尊称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谓上行下效，朱元璋高调的“尊文”举动为朱氏子孙立树立了榜样，亦足以引导士人和地方行为，奠定了终明一代尊崇文氏的基础。朱棣继位后，明廷对文天祥尊崇依然：

“文皇帝迁都金台，（文天祥）庙制益敞，岁时将祀，俱请命摄行，所以褒表而崇报恩者至渥也。”

可见，永乐一朝文天祥依然受到皇朝的特别重视。明宣宗朱瞻基对文天祥也十分推崇，这从其与礼部尚书胡濙的对话中得以充分体现。宣德二年（1427）二月：

甲戌，遣顺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上曰：“人臣之义，当务尽忠。此人心如铁石，元君百方诱之降，终不屈，可谓万世不磨，若夏贵辈，真犬彘不若矣。”礼部尚书胡濙对曰：“陛下此言，诚万世公论。”

此段记载，是史料所见明最高统治者首次正面评价文天祥，皇帝的“金口玉言”，无疑会成为官方评价文天祥的定论，对于文天祥地位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具有重要作用。明朝皇帝对文天祥的推崇，还可从明代宗的话语中看出。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被瓦剌俘虏。景泰元年，也先遣使与明朝议和，欲放归英宗。明朝群臣商议派使者前往瓦剌议和：

“也先遣使议和，请迎上皇，廷议报使”。此时，明代宗十分不快，“帝不怿”。于是，令司礼太监兴安出面：“令安出，呼群臣曰：‘公等欲报使，孰可者?孰为文天祥、富弼！’”

从此处记载来看，兴安之语当是秉承代宗之意，或是二人提前有过沟通，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代宗本意。文天祥曾于国家危如累卵之时出使元营，富弼也曾在宋、辽关系紧张，敌情叵测时勇敢出使辽国。文、富二人均是以国事为重，有胆有识的股肱之臣。明代宗以此二人反问群臣，既是应对策略，亦反映了对二人的推崇。尤其是文天祥，所处时代晚于富弼二百余年，名字却反置于富氏之前，这并非偶然，而是说明文氏更受推崇。

明朝建立后，洪武九年，北平按察副使刘崧建文天祥祠于顺天府学之右。至永乐六年：

“太常博士刘履节奉命正祀典，始有春秋之祭于有司，岁以顺天府尹行事”。

虽然由顺天府尹主持祭祀，但：

“岁时将祀，俱请命摄行”

其用意当是求得皇帝旨意，以表郑重，反映了皇朝对祭祀文氏的重视。明宣宗即位后，对文天祥的祭祀开始规范化。史载：

“宣德二年二月，遣顺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岁为例。”

而万历《顺天府志》的相关记载较为详细：

“宋文丞相信国公，每年二、八月次丁日，太常寺先期提请，皇帝遣顺天府堂上官致祭。”

太常寺掌管国家礼乐、祭祀，有其提请，以皇帝名义遣顺天府官致祭，说明是以朝廷名义祭祀，而非顺天府。每岁二、八月，以皇帝名义派遣顺天府官前往致祭，成为惯例。相关记载常见于明诸帝实录中，如正统元年八月：

“甲戌，遣顺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弘治二年（1489）八月：

“遣顺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即使是纵情逸乐，喜好宴游的明武宗也谨遵此例，于每年春二月、秋八月遣顺天府官前往祭祀文天祥。正德十六年二月己丑，明武宗已是并入膏肓，但仍：

“遣顺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此时，距其离世仅有一个月。官方的重视和岁时致祭，使文天祥祠得以跻身为京师九庙之一。明孝宗时，官方祀典特别规定“庐陵祀文天祥”，亦可见官方的重视。

文天祥死后，终元一代并未给予其谥号。明朝建立后，尽管种种顾忌不复存在，而皇帝在不同场合对文氏的赞誉，以及建祠致祭等活动，表现出了对文氏足够的敬意，但明廷一直未关注其谥号问题。直到明英宗正统元年才有庐陵人李昌褀提出此事。但不知何故，追谥竟无下文。

此后，正统十四年，蒙古瓦剌部入侵北边，英宗亲征，在土木堡惨败，英宗被俘。瓦剌趁胜深入内地，进逼北京。一时国难当头，明廷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南宋末年何其相似。“国难思忠臣”，文天祥的象征意义再度凸现。景泰元年，前国子监祭酒、吉安人李时勉奏请为文天祥定谥。但是奏文上达，景帝曰：

“李时勉老臣，其言忠实，甚有可行者，有司其采而用之。”

然追谥仍无行动，个中原因难明。数次奏请追谥无果，士人仍未放弃。景泰七年，右佥都御史、代理江西巡抚韩雍再次奏请赐谥文天祥，此次奏议，朝廷反应积极，很快令翰林院议赐谥：

少保、大学士陈循等议：天祥孤忠大节，为宋臣首。按谥法：临患不忘国曰“忠”，秉德遵业曰“烈”，请谥曰“忠烈”……帝曰：奖忠节所以励臣操也，有司其如所议行。

最终，文天祥被明廷赐谥“忠烈”。谥号是传统时代对死者的盖棺论定，亦是地位和荣誉的象征，历来为士大夫所看重。“忠烈”之谥是以国家名义对文天祥忠君尽节的肯定和褒扬，以此为标志，其忠烈形象至此在官方意识形态上得以确立。

一、尊崇与褒扬

满人自皇太极始，已崇敬文天祥。明崇祯四年，清军攻占永平城，俘获明将张春。皇太极欲收张春为己用，百般劝降，但张春不为所动，一心求死。皇太极由衷敬服，感叹道：

“吾从史传中见文天祥，以为神人，今乃真得见文天祥耳。”

皇太极将文天祥视为神人，足见敬佩之情。康熙前期，各种主要反清势力次第被平定，统治者开始将主要精力放于文治和巩固统治，表彰忠义、宣扬臣子尽忠则是重要手段。清圣祖曾称赞文天祥：

“其忠君忧国之诚，洵足以弥宇宙而贯金石。”

康熙六十一年，清世宗即位伊始，就拟定文天祥等四十位功臣从祀历代帝王庙。雍正七年：

“诏发帑修古圣贤祠墓，公（文天祥——引者）祠得邀盛典”。

清高宗即位后，于乾隆二年亲自撰写《文信国公文》，高度评价文天祥：

“若文天祥，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

清高宗不仅御制《文信国公文》，还下旨修缮文天祥祠堂。如苏州文天祥祠在其即位之初即得到修葺。乾隆《元和县志》载：

今上御极，复降谕旨修葺。鸠工于乾隆二年，讫工于乾隆三年，庙貌重新，俎豆生色，视向时贤士大夫暨守土官表扬忠烈者，辉光更什伯矣。

可见，此次修葺是承高宗登位不久后的诏旨行事，修缮后的文天祠面貌一新。至乾隆三十年，高宗第四次巡视江南，途径苏州时，为文天祥祠亲题“正气成仁”四字，以示褒奖。清朝诸帝对文天祥的褒扬和修祠行动无疑起着导向和示范作用，利于社会上尊崇文天祥氛围的形成。而这种氛围在宋、元、明、清历代鼎革后，对重唤民众记忆，再续忠义形象，显得尤为重要。

二、从祀文庙

文庙是祭孔之所，主祀孔子，从祀则有“四配”、“十二哲”和若干名儒，涵盖了历代统治者所认可的继承、传播和践行儒家思想的优秀人物，是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象征。历代得以从祀文庙者，无不是经过严格筛选，其人必须符合和反映王朝的意识形态。文天祥从祀文庙的动议始于道光二十三年江西官员的奏请。首先由吉安知府李镕经发起，在李镕经等士大夫们看来，文天祥的言行完全符合伦理纲常，传承了道统，维系了名教，将其从祀文庙，实

是对统治有利之举。奏文上达江西省，闰七月，由江西巡抚吴文熔联名署两江总督璧昌、布政使费开绶、学政孙瑞珍等会奏清廷，请求将文天祥从祀文庙。

吴文熔乾隆帝的“金口玉言”，又以“扶植纲常，维持名教”为着力点，一举成功。九月，清廷批准其请：

“应如该抚等所请，准其从祀文庙西庑，在宋臣何基之次，以敦节义而崇祀典。”

最终文天祥成功从祀文庙，跻身儒家圣贤之列。纵观文天祥从祀文庙过程，尽管清廷强调其儒学建树，但这只是表象。对此，曾国藩的一番议论值得重视：

臣等查历代从祀诸儒，皆以德行纯懿、有功经学者为要。至我朝康熙年间，以宋臣范仲淹从祀，始于道德、学问之外，兼取经济非常之才。盖圣门政事之科，原与德行、文学兼重。厥后，雍正年间以汉臣诸葛亮从祀，道光年间以唐臣陆贽、宋臣文天祥从祀。此四人者，皆经纶弥天壤，忠义贯日月，列于从祀巨典，诚圣朝教忠之至意也。

曾国藩道出了清廷允许文天祥等人从祀文庙的根本出发点，即是发挥文氏忠义典范作用，引导臣民尽忠。因此，文天祥得以从祀文庙，归根到底还是其忠义形象的传承和确立发挥了主导作用。如果没有数百年来文氏忠义形象的塑造和建立，而仅靠儒学贡献，文天祥与其他大儒相较，从祀文庙未免理由单薄。事实上，文天祥等得以从祀文庙，背后还有着更深刻的原因。道光时期，清帝国已衰落，国内方面，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起义不断；对外方面，就在文天祥从祀文庙前三年，即道光二十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清廷一败涂地，被迫签订《南京条约》，赔款割地。一时间内忧外患纷至，国内外矛盾尖锐。

在国事维艰之时，追思、褒扬往代抵御外侮、挽救民族危亡的忠臣良将，借以凝聚人心，提振士气，以激励臣民效忠，共御外侮，成为士大夫和最高统治者的共识。道、咸年间，不以儒学见长，而以治世和忠烈著称的李纲（1851 年从祀）、韩琦（1852 年从祀）、陆秀夫（1859 年从祀）、方孝孺（1863 年从祀）等俱得从祀，即是明证。

明清两朝统治者为笼络人心，稳固统治，宣扬忠孝节义观念，引导和规范臣民行为，不断对文天祥予以褒扬封赠、建祠祭祀，最后以儒家的典范人物从祀文庙，获得最高荣誉。其整个过程，也就是文天祥忠义形象塑造和强化、固化的过程。而这种塑造、强化和固化，与国家力量的介入和支持息息相关，有鲜明的官方色彩。国家力量的有意推动和塑造，是文天祥忠义形象形成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