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光改掉坏毛病(以“合理性”对抗“必然性”：司马光的理智与悲观)

文 ｜陈昂

之前我们说过，王安石曾自述“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他是一个实干家；司马光则说自己“禀赋愚暗，不闲吏事；临繁处剧，实非所长”，不擅长也不喜欢处理繁杂而具体的公文政务。司马光的长项是什么呢？劝谏皇帝、监督宰相、批评朝政，他是宋朝公认的台谏官最佳人选。嘉祐六年（1061）七月，司马光“嘉祐三札”横空出世，辉映千古。

“嘉祐三札”，第一札《陈三德》,第二札《言御臣》，第三札《言拣兵》。第一札说皇帝，第二札说官僚，第三札说军队。从其中可以看出他对宋朝国家整体政治结构的理解。在帝制的金字塔结构当中，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应当得到尊重，也应当自觉承担起维护王朝长治久安的责任。金字塔的中层承重是官僚，上承皇帝，下治百姓。官僚的利益应当得到承认，但不应当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金字塔的基座是民众，他们是社会资源的生产者。朝廷依靠军队为民众驱逐外敌，保护安全，民众供养朝廷和军队。朝廷要尊重、爱惜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才能有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嘉祐三札”基于政治秩序构建的合理性论述，处处流露出体民仁爱之情。司马光看透了整个帝制时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作为一名史家，他也深刻地洞察了这个政治结构的秩序问题，以及现实隐患，而这些问题及隐患是无法根本消除的。他没有过激地谋求理想主义式的“全盘改造”，而是寻求体制内的变革，对传统和制度尊重但不固守，能改一点是一点，希求以最小的代价谋求王朝问题尽可能地解决。

在八月十七日所上的一篇奏状当中，司马光给仁宗上了一堂简单而又深厚的通史课。他从平王东迁开始，历数“上下一千七百年间，天下一统者，五百余年而已”，以古鉴今，可以“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必须珍惜。

《八相图·司马光》，南宋

司马光作为一名史家，是冷静而清醒的。作为一名大宋忠臣，司马光是实话实说的。过往两千年的历史摆在那里，作为史家、作为大臣，本可以从各个角度纵览横切，选今上爱听的话，陈太平和乐之词。但司马光只是最冷静也最恳切地指出历史的趋势与王朝的无奈：自秦以来，不变的只有帝制，更替的都是王朝。没有一个王朝能守住超过300年，这是制度的稳定带来的王朝更迭，或者说，必须通过王朝更迭去达到制度的稳定。统治天下的不是皇帝，不是王朝，而是制度！是由皇帝、官僚、民众多元势力构成的制度。

司马光是深刻的，他希望皇帝是清醒的，百官也是清醒的。司马光是矛盾的，作为史家，他明知王朝不可能万年长盛，作为忠臣，他希望本朝能够长固基业。在“观察者”与“入局者”两种身份的共同作用下，他以王朝“生存的紧迫性”为动力，力求推动“温和的改变”，以重回“政治的合理性”去对抗“历史的必然性”，这是看清深刻无奈之后的坚定清醒。

收到“嘉祐三札”后，仁宗皇帝是这样做的：第一篇，自己研究学习；第二篇，宰相们学习；第三篇，军队的管理者参考。这种重视程度与对王安石《言事书》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区别可能是由于，本质上，王安石是一位经学家，司马光是一位史学家。经学之言高且远，史学之言深且实。遇上仁宗这样比较温和中庸的皇帝，更能打动他的自然是司马光的史家之言。

“嘉祐三札”是司马光作为谏官的亮相之作，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性文件。南宋吕中后来评论说：“司马光辅四朝之规模，尽见于嘉祐入对之三札。”这三篇札子在司马光政治生涯中的地位，大致相当于王安石的《论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司马光自己特别看重这三篇之中的前两篇，他后来又把几乎同样的内容献给了英宗和神宗两位皇帝，并且对神宗说其“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司马光后来行事，也始终遵循着“嘉祐三札”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