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仲景(从张仲景话宗族我们读到了什幺？)
从《伤寒论》这部煌煌大论我们能够想到作者张仲景，从近阶段回溯新冠疫情也能够想到他，近读先生之论，翻看其自叙原文，张仲景先生“话宗族”那些字句浮映面前的却是一幕“家家有僵尸之痛，宗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
东汉南阳涅阳人仲景先生巨著
据《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记载，从安帝永初元年（107年）至献帝建安末（220年）的113年间，中国共发生水灾34 次，旱灾 35 次，蝗灾 19 次，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自然灾害，直接破坏了农业生产。然后，饥荒来了，“ 人多饿死”、“饥民相食”。
在寒冷的东汉末年，每年都有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这就加速了瘟疫传播，随着北方人流入江东、荆州、益州等地，瘟疫便传到了南方地区，进而蔓延全国。
一：仲景自序原话的翻译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論》、《胎臚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
首先来说这种古汉语体，在如今的翻译中语境语法己今昔不同，往往产生歧义，但在南阳的方言语系中，仍可在广大农村窥到这样的言语。结合古语用南阳本地话来直译的话，仲景先生显然先抛出来一个提纲《余宗族素盛，向余二佰》“我们呢是个大家族，但到如今只余下了200人。”那这是为什么呢？
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这便是答案＞
先生说“从使用建安年号到现在，我们族众还不到十个分支，历次疫病的殃及，导致这个大族在疫病中死去2／3的人口，经查证死于温湿疫的都有7／10了。”
有人会说了，就你能，不看看网上咋翻译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个语境梗在哪里了。
余宗族素盛，（我们家族的人口一直以来都很多）；这个谁译都没问题，都是这样，确切地说都没有异意。
向余二佰，（不说网上的说法了，这里的向”是单分出来的，不能和“余”组合翻译的。
比如说两家人打完麦子，甲问乙“今年地整咋样啦？”乙答“向余二亩”
再例，甲：“都说减库存，你哪儿啥情况？”乙：“向余二佰”
这样的回答在南阳周边农村很常见，尤其在八十岁往上的农村人口中有这种习惯语法。
二：东汉温疫的大背景
①史料对疫病的识识
温疫在我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方相士，狂夫四人。方相士。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枢，及墓，入扩，以戈击四隅，驱方良。——《周礼·夏官》
《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
《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
《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
《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
这些史料均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休曰：“民疾疫也，邪乱之气所生。”
旧事，岁终但飨遣卫士，大傩逐疫。
——《后汉书·皇后纪》
汉代就是—个瘟疫期,425 年共发生了56次瘟疫，平均每6年发生—次瘟疫.汉朝民间每1. 5年就发生—次.
②东汉温疫简说
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尤五次大规模的瘟疫为甚，分别是公元171年、公元173年、公元179年、公元182年、公元185年，而且每次记载的都是“大瘟疫”。彼时医疗条件有限，病患只有依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抵抗，绝大部分人面对疫情都束手无策，由于当时政局动荡、官员腐败、政府办事效率低、官员失职，导致瘟疫蔓延，民众苦不堪言、民怨沸腾。黄巾道中的大贤良师张角就是靠着符讥，符水于瘟疫治病救人，才得到了百姓的拥戴，于184年终于暴发了大规模的农民黄巾起义。
战乱，饥荒，水旱频繁致人多离乱生温疫暴发起义
战乱，饥荒，水旱频繁致人多离乱生温疫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据专业学者按《续汉书·郡国志五》推算，建安十年（205年）全国大约有1572万人，综合张仲景家族十年来伤寒病死亡比例（46.2%），推测全国有大约760余万人死于伤寒病。而公元193年，权南阳之袁术，横征暴敛，加之黄巾余乱，部分人在浮乱的世风中选择远去蜀地益州，成都。
关于汉献帝时期的疫病,在很多地区, 如南阳武陵,会稽,余姚,交州等地,似曾有区域性的疫病之灾.至于流 行时间,较为确切的有建安元年和五年,其他则或发生于建安元年至三 年或元年至十年间建安十四至二十一年期间,虽然没有关于全国性大 疫帆己载,然而,无论是孙吴境内,或是曹操辖内的大阳,合肥,邺城,至 少都曾有疾疫流行.'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汉桓帝延熹年间，“阴阳易位，当暖反寒，春常凄风，夏降霜雹”；
汉灵帝光和六年（184年）冬“北海、东莱、琅邪井中冰厚尺余”；
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六月“寒风如冬时”。
除此之外，雹、霜、雪、严寒等极端天气的记载，不绝于史。
193年，逃亡途中的王粲描绘长安城外：“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大约同一时期，曹操赋诗《蒿里行》，有“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之句。曹王诗句描绘的“人间地狱”，不仅因战乱之残酷，也源于瘟疫之肆虐。
建安十三年（208），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生了著名的赤壁之战：
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建安十三年（208）冬，曹操在赤壁大败于孙刘联军，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曹军营中爆发严重的瘟疫，致使吏士成批死亡，曹操不得不烧船自退。
建安二十年（215），孙权趁曹操西征张鲁时北上合淝，但张辽守城有方，孙权不仅不能速胜，反而遇上疫疾爆发，就在撤军返回的时候，被张辽奇袭于逍遥津，险些丧命。
建安二十一年（216）冬，刚称魏王的曹操再度率军东下，以报复前一年孙权的入侵，然而到了次年（217）正月，又是一个寒风刺骨的隆冬时节，瘟疫再度袭来，并且在曹军抵达居巢时于军中爆发。
这场瘟疫来的猝不及防，以至于军中的高级官员都感染致死。其中最著名的是时任兖州刺史的司马朗。他当时正随军负责后勤保障。得知军中爆发疫病，一向爱民如子的司马朗亲自去病患营中巡察，为患者递送汤药，但他没有做好个人防护，不幸感染瘟疫，因公殉职，年仅四十七岁。

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史记·货殖列传》）
1932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统计，中国古代发生重大疫情的次数是：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另据王玉兴《中国古代疫情年表》的统计，自公元前243年至1911年，近2000年的时间里共发生重大疫情352次：秦汉34次，三国8次，两晋24次，南北朝16次，隋唐22次，宋金70次，元朝24次，明朝39次，清朝115次，平均6.1年发生一次。
汉末三国时代，政局动荡，战乱几乎年年发生，加上天灾不断，加剧了瘟疫的爆发。仅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年），史书记载的大规模疫情就发生了5次：建安元年（196年），中原、关中及大部分北方地区暴发了大规模疫情，曹操正与吕布争夺兖州，双方都没有军粮，陷入苦战，身在长安的汉献帝亲自为灾民煮粥；建安十三年（208年），正南征荆州的曹操所部遭遇疫情，“吏士多死”；建安二十年（215年），正进攻合肥的孙权遭遇疫情——即“吴疾疫”，被迫撤军；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江淮流域及北方大部分地区发生大疫，“建安七子”中5人同时死于此次疫情；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江东地区发生大1932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统计，中国古代发生重大疫情的次数是：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另据王玉兴《中国古代疫情年表》的统计，自公元前243年至1911年，近2000年的时间里共发生重大疫情352次：秦汉34次，三国8次，两晋24次，南北朝16次，隋唐22次，宋金70次，元朝24次，明朝39次，清朝115次，平均6.1年发生一次。
汉末三国时代，政局动荡，战乱几乎年年发生，加上天灾不断，加剧了瘟疫的爆发。仅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年），史书记载的大规模疫情就发生了5次：建安元年（196年），中原、关中及大部分北方地区暴发了大规模疫情，曹操正与吕布争夺兖州，双方都没有军粮，陷入苦战，身在长安的汉献帝亲自为灾民煮粥；建安十三年（208年），正南征荆州的曹操所部遭遇疫情，“吏士多死”；建安二十年（215年），正进攻合肥的孙权遭遇疫情——即“吴疾疫”，被迫撤军；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江淮流域及北方大部分地区发生大疫，“建安七子”中5人同时死于此次疫情；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江东地区发生大疫。
《三国志》中，裴松之结合古籍《傅子》进行注解，这样记载、评价郭嘉为曹操做出的贡献：“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 可见，在当时人看来，南方确实有北方人不习惯的气候与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