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成功秘诀是什么?(曾国藩为人立世最成功的秘诀是“诚”字诀)

“诚”是曾国藩思想中一个重要范畴。他总结道，“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他教训李鸿章时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给李鸿章以极大震动。曾国藩将自己的“诚”称为“拙诚”。他以“拙诚”来鼓舞湘军土气，每当操练时，他集合士兵加以教导，反复讲解，“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不出其所料，这番“拙诚”功夫终于使朴实的农民成了敢于死战的士兵。他又以“拙诚”鼓动气势，聚合了乱世中有报国之心的儒家知识分子，使“山野林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通过“拙诚”这种传统社会的精神基因，曾国藩动员了一切可能的力量，

郦波教授讲授曾国藩的人生智慧

在人们都被他的“抽诚”感动之时，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然而，没有人看到“拙诚”不仅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境界，同时也是一种收拾人心的权术。对这一点，曾为曾国藩幕僚的王闿运的门生杨钧则清醒地看到了。他在《草堂三录》中借曾国藩长孙曾广钧之口说:“凡建非常之业者，必为大奸慝。理学儒生，不知权术，骄兵悍将，岂正襟危坐者所能感化耶?世人只知魏武帝为大奸，而不知武侯为大奸;武侯出身茅庐，俨然儒者，加以闲雅宛实，去尽锋芒，非易测也。

曾文正专用权术，重伯谓其对于家庭亦不离此二字。而论者诬以理学，均非文正公知己也。曾文正尝问人曰:“我可谁比?”有谓似古之甲者，有谓似古之乙者，文正曰:“均非其比。平生欲学魏武而未能耳。”是文正有自知之明，我可为其知己也。”

曾广钧是曾纪鸿之子，颇有才华。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进士，是当时最年轻的翰林。他以诗文见长，中日战争期间，也曾效法祖父，领兵出征朝鲜，但并未真正参与战斗。他在生活上却大违祖训，一改俭朴家风，生活放浪，被称为“湖南四公子”之一。他还风流成性，先后娶了几位妻妾，这方面是其父祖永远望尘莫及的。他思想较为开放，但在仕途上并不顺利，因为他与其祖父曾国藩的为官之道相比，太过稚嫩。八国联军进京后不久，他就绝意仕途，不问政事。从其行事风格看，显然与曾国藩迥然相反，由此也可见他对祖父并不十分敬慕，因而上述两段话，也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就连家人都说曾国藩对家庭成员也以权术相待，可见其他。正如上文所说，一般人只知曹操为大奸，不知诸葛亮为大奸。诸葛亮羽扇纶巾，一副儒生形象，其行事也每以救国安民、忠君济世为已任，但谁又敢说这此不是种权术呢？曾国藩与诸葛亮相仿，同样一副儒生形象，常以忠诚自戒，以仁义诲人，而此类举措，又如何不是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呢？

湖南双峰曾国藩塑像

曾国藩并不是一个拙诚而迂腐的人。他自称“久历世变”，知“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有所贪有所利”和“有所激有所逼”指出了靠真正的“诚”无法影响到的一方面。对于这一方面，他并不恪守“拙诚”，而是充分利用权变。这反映了曾国藩的两副面孔，一副是“拙诚”君子，一副是“权变”智士。其实人总是一个，这两面都是他办事成功的手段，不过不同情况下有所侧重。对于重义气之人，如彭玉麟，他待之以真诚，以诚感之，使他永远是自己的心腹。对于塔齐布这样的满人，因为勇敢率直，曾国藩便以诚相待，极力推举，从而使之成为湘军中惟一的满人将领。而对于李世忠、苗沛霖等首鼠两端之徒，无法用真诚感化，在有用之时自是百般抚慰，当不用之时，则一再打压，利用机会将之消灭。对于老练世故者如李鸿章，则有张有弛，既不一心笼络置于自己掌握之中，也不能反目。小处可让，大局必争。曾国藩这种两面派做法，甚至表现在对家里人的关系上。他的家书中有一段话如是说:

澄弟办贼，甚快人心。然必使其亲房人第知我家是图地方安静，不是为一家逞势张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恶。贼既办后，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声色，既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意思。

这段话中半是真话，半是做作。真话与做作之间，显露了一个“拙诚”君子不诚的一面。对此，曾国藩有时也加以反思。如他同治元年(1861年)十二月给心腹将领李续宜的书信中说:

吾辈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责，惟当奉方寸如严师，畏天理如刑罚，庶几刻刻敬惮。鄙人今岁忧灼过甚，虽亦近于怔忡，然较之八年情形则异。八年所以内疚者，以忠孝之地而用意气，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是以且愧且憾，无地自容。

曾国藩铜像

“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这是曾国藩的自白。他在另一封信中说:“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此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他曾经以为“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不祥”，但“忘机”并非不知“机变”,“懵懂”也不是真的糊涂，以此消除机权，不过是一种更深的机权。因此，曾国藩的行事风格，可以归结为:讲拙诚、亦讲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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